这六年，我不断地重温着“可喜，可惜”这四个字。时间一久，后面这两个字的分量渐渐加重，成了引导我必然辞职的咒语。

六年过去，终于辞职成功。那一年，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而我，也已经四十五岁。

六

原以为辞职会带来轻松，我可以在长烟大漠间远行千里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海，从一些奇怪的角落伸出了一双双手，把我拽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上海一些文人聪明，想在社会大转型中通过颠覆名人来让自己成名。但他们又胆小，不敢触碰有权的名人。于是，等我一辞职，“有名无权”了，就成了他们的目标。正好，在职称评定中被我签字否决的申报者，也找到了吐一口气的机会。于是，我被大规模“围啄”。

我这个人什么也不怕，却为中国文化担忧起来。我们以前多少年的黑夜寻火、鞭下搏斗，不就是争取一种健康的文化环境吗，怎么结果是这样？

那天，我走进宿舍，在门房取出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特别厚，我就拿起来看是谁寄来的。

一看就紧张了。寄自华东医院东楼的一张病床，而那字迹，我是那么熟悉！

这才想到，黄佐临先生住在医院里。我去探望过，却又有很长时间没去了。

赶快回家，关门，坐下，打开那封厚厚的信。

于是，我读到了――

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立群教授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有精品出现了！她刚从合肥回来，放下行李便跑来通报这个喜讯。她说最后一场戏，马兰哭得唱不下去了，在观众席看彩排的省委领导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这场戏则是你老兄开了个通宵赶写出来的。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之余，我与沈立群教授的话题便转到了我国今后歌剧的发展上来。沈说，京、昆音乐结构太严谨，给作曲家许多束缚，而黄梅戏的音乐本身就很优美，而且又给予作曲家许多发挥余地。今后我国新歌剧，应从这个剧种攻克。

对种种“风波”，时有所闻，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担心你老兄――树大必招风，风过树还在；我发愁的乃是当前中国文化界的风气。好不容易出现一二部绝顶好作品，为什么总是跟着“风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话相赠。这三句话，来自我的老师萧伯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三天我去他公寓辞别，亲眼看到他在壁炉上镌刻着的三句话：

他们骂啦，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你能说他真的不在乎骂吗？不见得，否则为什么还要镌刻在壁炉上头呢？我认为，这只说明这个怪老头子有足够的自信力罢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当然也不至于）受种种“风波”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

我这次住院，已经三个月了。原来CT后发现脑血管有黑点，经过三个疗程吊液后，已觉得好些。但目前主要矛盾是心脏（早搏、房颤），仍在治疗中。今年已经八十七岁，然而还不知老之将至，还幻想着要写一部书《世界最好的戏剧从来就是写意的》。你说，太“自不量力”不？

祝你考察和写作顺利。

佐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