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就是那个土人，不小心符合了观众心理学。”然后，他又在几个艺术关节上与我作了详尽探讨。

这样的老者太有魅力了，我怎么能不尽量与他多交往呢？

他也愿意与我在一起。就连家里来了外国艺术家，或别人送来了螃蟹什么的，他都会邀我去吃饭。他终于在餐桌上知道我能做菜，而且做得不错，就一再鼓动我开一个“余教授餐厅”，专供上海文化界。他替我“坐堂”一星期，看生意好不好，如果不太好，他再坐下去。

后来，他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过一个新构思的“戏剧巡游计划”。选二十台最好的戏，安排在二十辆大货车上做片段演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轮着走。他每次讲这个计划的时候，都会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说，剧场是死的，车是活的，古希腊没有机动车，我们现在有了，以前欧洲不少城市也这么做过。但是，当我一泼冷水，说根本选不出“二十台最好的戏”，他想一想，点了点头，也就苦恼了。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使我相信，大艺术家就是孩子。

交往再多，真正的“紧密合作”却只有一次，时间倒是不短。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吧，上海文化界也开始要评“职称”了。这是一件要打破头的麻烦事，官员们都不敢涉足。其实他们自己也想参评，于是要找两个能够“摆得平”的人来主事。这两个人，就是黄佐临先生和我。

经过多方协调，他和我一起被任命为“上海文化界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双主任”。我说，不能“双主任”，只能由黄佐临先生挂帅，我做副主任。但黄佐临先生解释说，他也是文化界中人，而我则可以算是教育界的，又在负责评审各大学的文科教授，说起来比较客观。因此，“双主任”是他的提议。

在评审过程中，黄佐临先生的品格充分展现。他表面上讲话很少，心里却什么都明白。

例如，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干将”，不管官职多高，名声多大，他都不赞成给予高级职称。有一个从延安时代过来的“院长”，很老的资格，不小的官职，也来申报。按惯例，必然通过，但评审委员会的诸多委员们沉默了。黄佐临先生在讨论时只用《哈姆雷特》式的台词轻轻说了一句：“搞作品，还是搞人？这是个问题。”过后投票，没有通过。

上海文化界不大，有资格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大家都认识。对于其中那些“文革”中的造反派首领和积极分子，怎么办？黄佐临先生说：“我们不是政治审查者，只评业务。但是，艺术怎么离得开人格？”

我跟着说：“如果痛改前非，业务上又很强，今后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观察的时间还不够。”因此，这样的人在我们评的第一届，都没有上去。

对于“革命样板戏”剧团的演员，黄佐临先生觉得也不必急着评，以后再说。“那十年的极度风光，责任不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当时他们的同行们在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不能装作没看见。”他说。

对于地方戏曲的从业人员，黄佐临先生和我都主张不能在职称评定上给予特殊照顾。他认为，这些名演员已经拥有不少荣誉，不能什么都要。这是评定职称，必须衡量文化水准和创新等级。

我则认为，上海的地方戏曲在整体上水准不高，在风格上缺少力度。那些所谓“流派”，只是当年一些年轻艺人的个人演唱特点，其中有不少是缺点。如果我们的认识乱了，今后就会越来越乱，说不定会把缺点当作“遗产”来继承。

那年月，文化理智明晰，艺术高低清楚，实在让人怀念。出乎意料的是，当时被我们搁置的那些人，现在有不少已经上升为“艺术泰斗”、“城市脊梁”。我估计，黄佐临先生的在天之灵又在朗诵《哈姆雷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