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嘲笑的是，恰恰是他“偷占生命余额”的漫长阶段，最受人尊重。

今天的他，似乎德高望重，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以打扰他为荣。他尽量推托，但有一些请求却难以拒绝，例如捐款。

他并不吝啬，早已把当时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八万英镑，全数捐给了瑞典的贫困作家。但他太不喜欢有人在捐款的事情上夹带一点儿道德要挟。对此，他想有所表态。

正好有一个妇女协会来信，要他为一项活动捐款，数字很具体。萧伯纳立即回信，说自己对这项活动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因此不捐。

他回信后暗想，随便她们怎么骂吧。没想到过几天收到了她们的感谢信，说她们把他的回信拍卖了，所得款项大大超过了她们当初提出的要求。

“还是被她们卷进去了。”他耸了耸肩。

对于直接找上门来的各种人员，仆人都理所当然地阻拦了。因此，住宅里才有一份安静。

但是，刚才他却听到，电铃响过，有人进门。很快仆人来报：“那个您同意接见的中国人黄先生，来了。”

黄先生就是黄佐临，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先读商科，很快就师从萧伯纳学戏剧，创作了《东西》和《中国茶》，深受萧伯纳赞赏。黄佐临曾经返回中国，两年前又与夫人一起赴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莎士比亚，并在伦敦戏剧学馆学导演，今年应该三十出头了吧？这次他急着要见面，对萧伯纳来说有点突然，但他很快猜出了原因。

据他的经验，这位学生不会特地赶那么多路来预祝生日。原因应该与大事有关：《泰晤士报》已有报道，三天前，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引发了侵华战争。

萧伯纳想，中国、日本打起来了，祖国成了战场，回不去了，黄先生可能会向自己提出要求，介绍一份能在英国长期居留的工作。当然，是戏剧工作。

萧伯纳边想边走进客厅。他看到，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正在细看客厅壁炉上镌刻着的一段话，他自己的语录。

黄佐临听到脚步声后立即回过头来，向老师萧伯纳问好。

落座后，萧伯纳立即打开话匣子：“七月七日发生的事，我知道了。”

“所以，我来与您告别。”黄佐临说。

“告别？去哪儿？”萧伯纳很吃惊。

“回国。”黄佐临说。

“回国？”萧伯纳更吃惊了，顿了顿，他说，“那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

黄佐临一时无法用英语解释清楚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沉重概念：“赴国难”。他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

萧伯纳看着黄佐临，好一会儿没说话。

“那我能帮助你什么？”萧伯纳问，“昨天我已对中国发生的事发表过谈话。四年前我去过那里，认识宋庆龄、林语堂，他们的英语都不错。还见了一个小个子的作家，叫鲁迅。”

黄佐临点了点头，说：“我这次回去，可能回不来了。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样，再给我题写几句话？”

“上次？”萧伯纳显然忘记了。

“上次您写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先生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做谁的门徒，必须独创一格。”黄佐临背诵了几句。

“想起来了！”萧伯纳呵呵大笑，“这是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