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任最后无奈松口，“这样吧，如果表现好，我做主，元旦为大家放假一天。到元月十号，咱们就能回去了。”

“真的？”大家的眼神登时亮了。

杨兰英掰着手指头一算，距离元旦还有十一天。唔，可以坚持。

“大姐，您看什么呢，还不睡？听说明天让咱俩换去织布机那学习，我可听人说，那织布机是国外进口的，操作可复杂了。我现在就开始害怕，这脑子记不住怎么办。”

葛红洗了头发，一边擦头发，一边坐在床边絮絮叨叨，可杨兰英一个字都没听进去，面对手里的信纸，眉心拧成了麻花。

陈明和要美离婚了。

两人吵吵闹闹，走到了这一步，进民政局不到五分钟，再出来已经分道扬镳。

要美三天后就再嫁了，陈明听说后，喝了房大爷两坛子自酿的酒，在家躺了一天。丢下小孩子在床上哭得嗓子都哑了，要不是孙桂芳下班回来早，听到动静，还不知道出什么事。

陈杰回来将人打了一顿，陈明头也不回跑了出去，好几天不见人影，记得家里几人到派出所求人一块找。

这才知道，他跟着厂里的外派已经到隔壁室，指导兄弟厂建设，交流学习去了，至少一年起步，到时候能不能回来，还要看那边的新厂建设到什么地步。

他就这样，一声不吭的走了。一个字都没留下。

孙桂芳抱着孩子，找到要美娘家，结果要美妈关着大门，根本不认外孙女。孙桂芳打听到要美的二婚婆家，抱上门去才知道，人家二嫁的是博物馆的一个小主任，那男人大要美整一轮。

孙桂芳抱着乐乐站在门外，门内，要美正在给十岁的继子洗衣服。

气的她回来骂了要美一路。

如今，小乐乐还没一岁，爹找不着，娘也不管。

孙桂芳出月子后就回去上班，她自个的儿子小虎白天送到娘家，让娘家打扫帮着带，下班才接回来。现在又来个乐乐，写信请杨兰英拿主意。

这孩子到底该怎么安排。

杨兰英一晚上没睡好。

那俩人从不顾一切到相看两厌，把日子过成了怨偶，最后剩下个奶娃娃遭罪。

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974年元旦，来到上海后第一次出门，杨兰英暂时将乱七八糟的事抛到脑后，上了公交车。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这公交车都比咱们得大。这一趟得拉多少人呀。”葛红将抢到的座位让给杨兰英，挤在她旁边不住前后左右张望，满是新奇。

“小红，你来坐会。我也活动活动。”这一趟有点远，他们俩换着坐。如今这个时代，不管哪路哪点公交车都是如此，乘客非常多，归根结底还是公交车不够多的缘故。

进上海第一站，先要端正思想态度，刘主任带他们来到伟大的党诞生的地方，一大会址，感受创业艰难。等最后在主席画像前读了红宝书语录，学习教育结束，才被允许分开行动。

葛红站在门外恋恋不舍，望着那幅巨大画像，眼中隐约有水汽，“如果能有相机就好了，真想在这里照张相……我这辈子一定要去北京，一定要去。”

不错，北京在国人心里，永远是最特殊的城市。

杨兰英想到相机，“我这有票，咱们一会找个照相馆，可以拍张照。”

葛红望着她手里那张票，激动极了，“大姐，您怎么有上海的相片票？”

“嘿嘿。”这就不能说了。

她找了江同志，请对方弄了几张票据，其中就有两张相片票。虽然现在不是能带着相机四处拍的年代，但来都来了，哪怕只是“革命留念照”，她也要拍。

两人找了个国营照相馆，一人拍了一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