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几年过去，没有丝毫改变，不论是寻寻，还是任何人。治了肢体暴力，却怎么都治不了社会施加的精神暴力。学校，也是社会。

其实我刚上初中那时候，十二三岁，不知天高地厚，确实像你说的，没什么人管我，倒不是不敢，只是人家懒得搭理。

我还跟着老廖走局，从很小我就跟着他参饭局，桌上总是什么人都见。那时候叛逆种种的，其实和这些都有关系。因为我看所有人都觉得无一例外的虚伪，无一例外的势力，可能是因为见的人慢慢多了，我也越来越能明白我们本身的重量。

后来只要清扬来上课，不管去哪儿我都喊他一起。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很平常，出于某种“我是班长”的责任感。可能听起来比较幼稚，也比较好笑。最开始，班上同学看不惯我一些护着他的做法，但最终也没发生什么。

我又无意中发现了清扬常吃的药，才知道他是真的生病，在治疗。直到他有一天毫无征兆地晕倒在班门口，我才开始了解到所有的事情。

我记得老廖跟我说，人要行得平，就要明白别人面临的问题，也是自己面临的问题。很多看似不关己的事，明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那就不能高高挂起，因为忽略了别人的灾难，总有一天同样的灾难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帮别人也是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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