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劝说，“容易得癌。”

“我才没你那么衰，来，拍张照。”尺言低头掏手机。

我没接下一句话。

尺言顺着看过去，只见我半仰着头，一只手捂着鼻，指间溢出的血滴在白粥里染开一片红。

纸巾。

尺言立马抽出半包纸，连抓了十多张，止不住，还是猛流。渐渐的十来分钟后劲头才低了下去，可还是一直渗出，染红了一地纸巾。

主人家吓坏了，连忙又拿了几筒纸巾过来。

“血小板该补补了。”尺言用湿巾给我擦着满脸的血污，一边故作轻松地说着，“你这都第五次了，之前都没这种情况的。”

“啊，”我的嗓子被血咽得有些沙哑，“你说我要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会不会很好笑。”

尺言温声：“别人不会笑你，我会笑你。”

“我有点困。”我打哈欠。

“睡睡吧，补点血小板。”尺言安慰。

他帮我整好垫枕，又怕我冷给他盖了条毛毯。

“你说我要是死了，怎么办？”我一靠好，困意像是消失了，望着天花板天真问。

“那没办法了，只好把你埋了。”尺言无奈，耸耸肩，他去拿湿巾。

我想：“要是我现在就死了呢？”

尺言答：“那就现场埋。”

我思索了一会儿。

“我要是没死呢？”

“那只能花钱给你治了。”

“你还有钱吗？”

“我要被你掏光了。”

“那我们要不别治了。”我小声祈求，“不然你没钱喝咖啡了。”

尺言努努嘴，想了想，“那就把你那房给卖了吧，应该够了。”

我有间房子，很漂亮。我一到十六岁，就从家里搬出来住，是哥哥买给我的。

我突然伸手，抱着尺言的胳膊：“我忘记谢谢你了。”

尺言看着手机：“什么。”

“谢谢你送我一栋房子。”我真诚地说，声音里满是感激。

这句话入耳，尺言内心一动。

“你第一次和我说谢谢。”他笑笑，关掉手机，忘掉刚刚手机里的报告。

“我只能原谅你了。”-

【xx年10月】

我腰上长了一个瘤子。

准确点来说，我的脊柱上有细胞病变了，正以惊人是速度长成一个小球，压着脆弱的神经，也似乎能够把这一两条线给随时压断。

“还治么？”医生截明了当地问着。

“治啊，怎么不治。”我回得很快，也很随心。

但犯难的是，我是一个白血病人，面临着高感染的风险；我的血型几乎是独一无二，医院连手术基本的供给都提供不了；即使努力了，到最后也很可能是人财两空。

医生：手术的血源供给、免疫力低下的感染高风险、高难度的不定性操作、身体的承受能力和关于数值的紊乱……

“哦。”我了解得差不多了，“那就不麻了。”

不麻。拒绝麻醉。开什么玩笑？医生目瞪口呆。但确实，让我保持清醒时最好的选择。

他们说我散漫、懒散，还带着点不实在的轻薄气，他不像病人，却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股令人捉摸不透的“病气”。

「有多虚弱，都不能让对方看出来。」

这是我一直信奉的一句话，从孩提时代就已深深地烙在自己的血里，一直流动着。在身体的每个部位。

可我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如何维持个基本的人样上。

有时，尺言会劝我道。他早看出来了：“撑不住就算了，别硬来了。”

这也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