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衡予不由皱眉，“为什么没有灾后搜救？只要搜找，地下室的孩子就可能获救。”

“问题就出在这里。”许嘉伟回答：“当年的结案记录显示，被抬出来的孩子人数是对得上的。孤儿院会定时向分管部门上报孩子人数，火灾当月上报的孩子人数正好是二十人。所以当年警方才没有继续搜救。这片死了几十条人命的地方，没有人再敢用，就一直荒废下来。”

“直至十四年后，再次挖出孩童尸骨，警方才发现当年孤儿院人数上报得有偏差。于是刑事情报科重查了当年案件，找到了当时唯一幸存者――孤儿院院长丁肇文的家。”

“但此人已于一年前癌症病死，警方只见到了他的妻子郭品兰。郭品兰给出了一份名单和一封遗书，上面交代了丁肇文二十年前担任华平孤儿院院长以来，参与贩卖儿童的自述和证据。”

向衡予皱眉，按到下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份看不太清楚的证据合照。

“丁肇文遗书中的名单，附带了每一个孩子的照片、性别名字、离开时间，以及被售卖的金额。”

“最后一批孩子，正是火灾发生前一周被运走的。共计五男五女，他们站成一排，在孤儿院的花园里跟人贩子照了相，作为交人凭据。”

“照片上的这个人贩子名叫焦伟强，今年五十岁。三年前因在码头杀人入狱，被判无期，他企图以交代罪证来获得缩短刑期的机会，交代了他当年是利用航运偷渡，贩运儿童到泰国老挝等国家。”

“而他贩运的最后一批孩子，就是孤儿院的这批。是在八月运到泰国，每个孩子的具体去向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泰国接应的人贩子说，年纪最小的那个女孩命很好，刚好符合一户很有钱人家的要求。”

说到这里，许嘉伟喉头滞涩，气息有些不平稳。

“要求就是，要亚洲女孩、年纪小没有记忆、在泰国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且身体健康，可以接受手术。”

向衡予下意识问：“什么手术？”

许嘉伟摇头：“不知道。焦伟强只管拿钱，并且因为这个小女孩拿到了双倍的钱。他说当时他还好奇地想多打听，以图日后的生意。但才问了一句就被狠狠警告了，焦伟强只知道那家人在曼谷很有背景，是做毒的，好像姓周。”

向衡予沉默几秒，“这不足以证明，孤儿院被贩卖的女孩就是你所说的周夏夏。”

“我明白。”许嘉伟说，“向局长，后面还有一张照片。”

在孤儿院花园合照之后，还有一张小女孩在游乐场的照片。

向衡予微微皱眉。

“这张游乐场的照片，是从香港报纸上剪下来的，时间就是孤儿院失火那年的十二月，也是最后一批孩子被贩卖到泰国的四个月后。”

“当时正值香港观塘区新公屋第一批住户入主，我家也是其中一户。我很清楚地记得入住那天来了很多香港媒体，他们报道了公屋及附近设施，这张照片就拍摄于公屋附近的游乐场。”

一个孩子十几年的变化或许是巨大的，但若只隔四个月，是不是同一个孩子一眼就认得出来。

前一张孤儿院花园里被贩卖之前的合照，与后一张观塘游乐场荡秋千的照片上，分明就是同一个小女孩。

而不同的是，时隔四个月，这小女孩的身边多了一个女人。

“夏夏身边的这个泰国女人名叫萨玛，此后三年间，夏夏都与她所谓的父母周耀辉和萨玛，低调地居住在观塘区公屋。”

说到这里，许嘉伟回忆道：“我跟夏夏是后来才认识，因为她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玩。当时并未多想，但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居住环境骤然变化，幼时语言环境混乱，导致了短暂的语言障碍，所以她听不懂别的小孩说什么，于是被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