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公司的事务，刚刚您说的什么‘和以前一样’的话，我还真有点听不明白。您的公司如今承接京城和周边城市的地下水监测工程，这些项目标准早就已经和几年前联邦出台的环境法案不相符了，怎么还能采用老方案呢？”

时渊还站在身边给自己倒酒，中年人一边要顾着时渊，一边嘴上回答：“小阮总，要不说您才走马上任，不清楚这里的弯弯绕呢。早年我们就是干矿产开发起家的，这地下水污染和排放额度的问题京城里没人比我更门儿清了！”

男人见阮逐舟没什么反应，只当对方初生牛犊不怕虎，笑容愈发明显：

“联邦提高地下水检测标准，限制污染排放额度也只是这几年的事，可我们公司早就改行做了检测技术，我们的仪器检测指标早就是行业领先了，别说这两年，就是再过十年，政府的标准翻上一番，也影响不到我们。不信你可以去调查调查，看看谁敢像我们这样拍着胸脯给你做保证？”

时渊倒完酒，将酒瓶放在后面的茶台上，默默回到自己座位。他听见阮逐舟轻笑：

“这话我就又听不懂了，王总。”

阮逐舟语气娓娓道来似的，不像在谈判，倒像在讲故事：“来之前我怕什么都不懂有失礼数，稍微做了点功课。联邦如今的地下水监测深度，仪器最高功率要求，甚至连仪器运作时是否会对特殊矿产资源土壤层密度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刚刚纳入考核标准的，难道您的产品可以未卜先知，干着在当年会被视作赔本的买卖，也要完善这些细枝末节？”

男人显然没料到阮逐舟真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握着酒杯的手一紧：

“小阮总你有所不知，我们公司一向有社会责任感，精益求精总是没错的，怎么能说是赔本呢？这分明是一本万利的……”

“可我看过您让人发给我们的合同，”阮逐舟不客气地打断他，身体微微前倾，“明明是给阮氏提供技术，一些涉及到与今年新出台的环境法规相违背的、不达标的技术条款，却统统要求阮氏自行研发，这些成本要我们自己背，出了事又要阮氏自己担责，该拿的利润王总倒是分文不让。”

“于您来说，”阮逐舟忽的莞尔，“这还真称得上是桩一本万利的买卖。”

桌上安静了一秒。

时渊倏地将视线转移到阮逐舟脸上。青年修长手指一下下轻叩桌面，声音很小，却像是催促的鼓点，落在某些人耳中，无形之间更加心焦。

有人缓解尴尬地笑笑，主动打破凝固的空气：“小阮总您言重了，我们王总不负责技术，这具体的条款……”

男人僵住的脸这才跟着动了动，扯出一个笑：“是，对，都怪我，年龄大了，有些东西我都让手底下搞技术的年轻人负责，不过你放心，这些东西咱们可以慢慢谈嘛！”

“没问题。”阮逐舟一哂，重新坐直身体。

“王总一言九鼎，我们没有不放心的道理。”他说，“您不懂技术，那就可以找懂得人来看看，不过原来报出的价格肯定也要调整的。”

说着他伸手比了个数字七：“最少这个数。”

王总瞪大眼睛：“七千万？”

时渊眯起眼睛。

他忽然感觉这个世界都疯了。

不是因为阮逐舟看似狮子大开口的砍价。

恰恰相反，这个数字很合理，合理到如果今天主导谈判的是时渊，他也一样会开出分毫不差的加码。

可不合理之处也恰恰在此。

换做任何一个商界老手，可能都会报出这个数字，可明明阮逐舟是个从没历练过的新人，大学期间连MBA的课程都找人代考的“水货”，怎么会在短短十天内就将自己和合作方的战略研究得如此透彻，甚至连门槛较高，国内政策变数又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