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鉴定意见的有效性和关联性是有问题的。”祖喻道，“首先，一审判决中有提到，相关林业部门于2月25日收到警方查没的45只鹦鹉。而鉴定报告中提到，该机构于3月12日对警方送来的鹦鹉进行了鉴定。这里日期间隔了半个月之久，请问这段时间这些鹦鹉都在哪里存放养殖？”

“你提的问题和本案有关系吗？”审判长皱起了眉，“不要问和本案无关的问题。”

祖喻只好快速道，“这个问题事关检材的来源，据我们调查，相关林业部门并没有足够大的鸟舍同时容纳这么多鹦鹉，况且王凡的鹦鹉被查没时正值我市开展《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行动》期间，据新闻报道，本次行动共打击相关违法犯罪60余起，查没珍惜鸟类800余只，其中被列为保护动物的鹦鹉500余只。这么多鸟，相关部门根本无处养殖存放，怎么能分得清哪些鹦鹉是谁上交的？所以希望公诉人可以提供一下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林业部门在移送鉴定期间是如何存放、区分这么多鹦鹉的。”

这个刁钻的辩护角度将出席的检察员问住了，最终法院决定，申请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该工作人员表示：“公安查没移交的珍惜鸟类都是在我单位的鸟舍里养殖的。”

祖喻追问道：“请问可供养殖的鸟舍有几间？每间鸟舍有多高？面积有多大？”

“就一间，额，高2米左右，面积大概二、三十平米。”

祖喻接着道：“我查了相关文献，文献中提到，为了保证鹦鹉的健康，30平米的鸟舍中建议饲养的鸟类数量不益超过10只，不考虑鹦鹉健康的情况下，最多也只能饲养25至30只，光本案涉案鹦鹉就有45只，确定放的下吗？按照鉴定意见，这些可都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样存放养殖真的没问题吗？”

该工作人员顿时有些慌张起来，“额，我们肯定是要首先确保这些动物的健康的，鸟舍空间确实有限，所以为了保证这些鸟的健康，有些放不下的就直接放归山林里面了。”

“没做鉴定就直接放归了吗？”

“做了，做了。”证人更加慌乱地胡乱点头，已然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那请问做鉴定这半个月期间，这些鸟都在哪里养殖？鸟舍不是放不下吗？”

工作人员再次改口，“有些没做。”

“所以这45只里有些没做鉴定？直接放归山林了。”祖喻像个黑漆漆的影子寸步不离地跟在他后面。

“额应该是。”工作人员紧张地不停出汗，大脑飞速运转着，生怕无端端地被传了过来，再摊上些无妄之灾。

“有多少只没做？”祖喻不依不饶。

“不知道。”

“你们没有相关记录吗？”

“有是有但没有这么详细的”

“也就是说这些罚没来的鸟都关在同一间鸟舍里，你们也分不清哪些是这批交来的，哪些是上一批交来的。”

该工作人员说了一圈又说回了起点：“因为鸟舍空间有限”

“你只需要回答能分清还是分不清就可以了，如果能分清是用什么方法区分？”祖喻简练道。

“放到鸟舍里就分不清了”

问来问去，永远答非所问，难以自圆其说。

祖喻合上了鉴定意见书，掷地有声道：“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法确定移送鉴定的45只鹦鹉是本案当事人上交的那45只，对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工作人员也不知该如何辩驳，哑口无言了半晌，最终只能以一句“我不清楚”来应对。

祖喻举了举手里的鉴定意见书，“这份鉴定意见书是本案的核心证据，但这份证据既不科学也不严谨，甚至不能确定检材的来源是否被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