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自由主义：“个人独立”如何接轨于“军国主义”

当时日本的个人自由思想虽也是受西学影响，但却更受到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培育。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走出“秦制”的过程，却更像是一个走出“周制”的过程。明治以前的日本是一种诸藩林立、天皇虚位的“封建”状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的“周制”，而维新就是要“大政奉还”（诸侯向天皇交还权力）、“废藩置县”。如维新先驱吉田松阴所言：“天下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并非为幕府之天下”，力倡“一君亿兆臣民”。而按木户孝允的说法，明治变法“三百诸侯举而其土地人民还纳，不然一新之名义不知在何”。显然这位明治元勋心目中的“一新”就是实现了周秦之变式的大一统，而只字不提民主。

当时这样认识者大有人在。中日双方都有不少人把日本的变革比之为“西化”版的“周秦之变”。与中国周秦时期的“儒法斗争”类似，日本在明治时代“脱亚入欧”之前也经历过一场“脱儒入法”的江户时代“新法家运动”，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海保青陵相继尊荀崇韩、存孔灭孟，宣称“儒者尽蠢物也”。“王道”是“悖理之道”，而“霸道”才是“合理之道”。而明治时期的反儒学西虽然引进了一些宪政成分，却主要是用它消除“藩权”，而非消除皇权。藩权消除后皇权反倒坐大，并经其后的发展，在军部专权和北一辉的“皇道社会主义”推动下湮灭了宪政，短暂的“大正民主”成为小插曲，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使日本走上军部鸱张、天皇独断、以举国体制穷兵黩武造就“虎狼之师”的军国主义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军国”和“军国主义”这类词在后来抗日时期的中国成为严重的贬义词，但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期间，它不仅没有贬义，而且明显是一个褒义词。早在20世纪初，严复就把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描述为“宗法社会”变成“军国社会”的过程，在他看来“周秦之变”就把这一过程完成了一半，现在要完成另一半。当时的革命派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有趣的是，这三人都是留日出身）等与他辩论，但辩的主要是“排满”革命并非出于“宗法”偏见，也无碍于乃至有助于追求“军国主义”。换言之，在“军国主义”值得追求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异见。

而追求“军国主义”就必须实行一种独特的“个人解放”，即严复所谓“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人人自立”应该说是自由主义的追求，但何以说是“独特的”？那是因为当时风行的这种个人解放实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庭、家族、乡里、采邑等依附性亲缘社会、熟人社会或笔者定义的“小共同体”的独立，而非个人对民族、国家、“人民”以及自命为代表这些“大共同体”的“组织”的独立。甚至，把个人从家庭、家族、宗藩中解放出来，就是为让其能为“国家”或“组织”的伟大事业所用，成为这些大共同体的工具，而不是让其成为真正自主的、无论对大小共同体均拥有充分权利的现代公民。

关于这一点，在上述辩论中留日而主张“排满”的章太炎等人似乎比留英的严复更明确。但是，1905～1907年间的这场争论主要关键词还是“军国主义”而不是“人人自立”，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个人”就越来越成为“关键词”了。

实际上，2000多年前中国的周秦之变中，法家抨击儒家时就倡导过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伪个人主义”。大共同体本位的强化需要直接对个人进行控制，为此就不能容忍小共同体梗在其间，这就是韩非所谓的“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因此在小共同体内提倡“各顾各”以瓦解其“聚”，就成了秦制的一大特色。法家提倡“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