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那时都有的感慨。比较之下他们猛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固然曾有伟大的文明，但已经“礼崩乐坏”了2000多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在他们看来，没有“秦制”的西方至少就其内政而言，似乎就是“三代”的再现、“仁义”的样板，用徐继畬的话说：“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而薛福成则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西方搞的其实就是我们三代“有德者天下共举之”的“公天下”，可是我们自秦以下却堕落成“家天下”，甚至“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二十九）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2000多年！

什么叫“乡愿”？读过《孟子》就知道，那是古儒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乡愿”的对立面就是古儒所谓的“乡绅”，今人或把乡绅解释为“地主”。但古时所谓“绅”指的是儒者特有的一种服装，“乡”意指“乡举里选”的小共同体代表，据说“乡绅”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理，独立于权势，“从道不从君”。在晚清这些“反法之儒”看来，秦制下这样的“乡绅”已经绝迹，秦以后就只有“乡愿”了；到了清朝，更是“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仁学》十九）那么“乡绅”哪里去了？在西方。西方的议会、特别是完全民选的议会下院，晚清时最早就被译作“乡绅房”，“聚乡绅于公会”的民主制度“欧罗巴诸国皆从同”（《瀛环志略》）。据说那里的国政就靠这批不听皇上、只认公理的议员（“议绅”），成天忙于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呢。

无怪乎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而薛福成、陈兰彬、黎庶昌等凡是出过洋的均有同感，“皆谓其说不诬”。更早的徐继畬说那里“治国崇让善俗”。有趣的是郭嵩焘等都是清朝官员，但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却差不多。

当然那时朝堂上这种说法是犯大忌的，郭嵩焘、徐继畬都为此受了处分，有人更专以打小报告整他们为晋身之道。但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极端守旧派只要出过洋的如刘锡鸿、陈兰彬之流，朝堂上抨击别人称道夷狄的异端邪说，私下里“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却比郭嵩焘等还高调，活脱脱一个“晚清毕福剑”！还有的官场油子如张树声，平时大言我朝“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不必效法西人”而官运亨通，临终不再顾忌官运了，却上遗折恳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比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都激进许多。

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戊戌变法前即新文化运动之前几十年的事。郭嵩焘这些人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的不满就冒了出来。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这就是中国没有搞成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古儒的理想，据说也是西方的现实）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文化原因。这时并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家的冲突，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