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这样解释庶几可以自圆其说笔者并不以为法国的历史可以如此简单地解释，但显然，把“启蒙”和“激进”一锅煮更会把人搞糊涂。

就“激进”和“保守”而言，如果只讲所谓“传统”与“西化”这个维度，那么显然胡适与陈独秀尽管后来“主义”不同，但有一点却类似，他们都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激进派。而“新儒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和冯友兰则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派。但是对于中国后来的走向，胡适固然是典型的反对者，陈独秀其实也很早就下了车，临终时实际也是反对的。而梁漱溟、冯友兰则上了车，后者还一直紧跟着走到“浩劫”年代结束。显然，尽管“文革”似乎激进到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简单地用“激进”或“保守”、“传统”或“西化”来理解，还是不行的。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启蒙”的复杂性的。虽然当时不便明说，但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以德国、意大利、波兰及土耳其为话题的西方式民族主义话语资源自晚清被引进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和运动前后都很风行，无论对辛亥前“兴汉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后来“反帝爱国”的中华民族主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这与所谓“小五四（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压倒大五四（通常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相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其实，不要说“爱国与进步”，就是“民主与科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民粹而忽视了自由主义。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阳，都曾一度批评“五四”只讲“民主与科学”，而无视“自由与秩序”。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但是，说“五四”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也面临很多解释困境。

首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著称的。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虽然掌权后的列宁转变为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同样，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也日益变成了“中国崛起”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初它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当时的亲苏者尤其是其中坚，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苏联的制度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因此而亲苏信苏的。这就不难理解当中苏主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向苏联“一面倒”，甚至在苏联大举入侵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中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经常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