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着嘴皱着眉，翘着二郎腿，盯着架台上的电视，手指夹着棒棒糖当烟，摇摇头叹气，说些什么“这世道不好了”“民选投克拉斯基的人都疯了”。尽管他还不理解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转眼安德烈就十一岁了，从一场剧烈的爆炸中恢复，没什么大碍，能吃能喝，身体健康，长过了“狗都嫌弃”的闹腾年纪，就开始装忧郁，起码伏基罗是这么觉着的。安德烈除了喜欢故作深沉、沉思望远，说些“故乡”、“流浪”这样的电视剧常用词语，还喜欢画一些画，写一些不明所以的诗，弹弹吉他，但伏基罗知道，安德烈学什么都是浅尝辄止，兴致来了学学，很快就又放弃了。那个年龄的时候，安德烈很喜欢学伏基罗，学着喝一两口酒，打一两把牌，和伏基罗穿父子装，戴相同款式的墨镜，一个小一点，一个大一点，安德烈还会替伏基罗去给女人送花、送丝袜、送避孕套。

伏基罗想到这里笑了下，现在左边房间在打架，右边房间在吵架。

反正都是廉价酒店，反正都是四处漂泊，反正都是居无定所，他有时候会觉得他在世上最熟悉的人是他那个便宜儿子，他想到“家”这个词，顺便第一个会想起他儿子。

所以他收拾收拾，回去了。

他回去的时候距离他离家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他那个刚12岁的儿子瘦了一大圈，穿了件吊带背心，肩膀的骨头凸起，头显得非常大，坐在一片狼藉的房屋正中间地上背对着他，弯着腰，背部弓出一排脊椎的形状，正在用手抓泡在袋子里的方便面吃。发现他回来，转过身，冲着他点了下头，继续吃。直到吃完，扔掉，又冲他点了下头，去睡觉了。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切如旧。

事实证明，伏基罗再怎么偶尔“恋家”，还是按捺不住地想跑，他总是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就心里痒痒地想要离开，安德烈对他来说或许不算真正的家人。尽管安德烈其实从没给他添过麻烦，但他本性如此，长时间看到固定的人会让他有种生活也被固定的感觉，而他大概血液里就流着不安分，时时刻刻在向外涌，于是他也停不住，总是想往外跑，或许是因为某个女人，或许是因为某场赌博，或许是因为某单生意，或许只是因为天气很好，他出去转转，就打算一去不复返。他走，从来不留任何口信，也不保证归期，他做好了再也不回来的准备，把手头的钱都留下，也不知道够不够安德烈生活。

可伏基罗又仿佛被下了诅咒，即便离开，却过段时间又厌烦，再掉头回来，回家。安德烈从未对他来去表示任何意见，好像他只是短暂地离开了一两天，而事实上伏基罗最久的一次，离开了一年零三个月。

他每次回来，安德烈都会长大一些。

十四、五岁的时候，伏基罗就带着安德烈上过前线，一开始只是帮忙打杂，处理边角料，后来大家发现安德烈意外地干得还不错，冷静聪明，专注谨慎，心理素质极好，安德烈说自己有与众不同的心理调节机制。伏基罗记得很清，有次他们走过一个屠杀后的村庄，惨状连伏基罗都不愿多看，这时他儿子拍拍他的肩膀，咬着偷来的雪茄，戴了顶星帽，在学切格瓦拉讲话：“伏基罗，我的同志，死去的人只是换了个方式在我们身边。”伏基罗不轻不重地轻轻扇了他一巴掌，叫他少说话。

安德烈那时刚抽条，穿一身连体的黑色作战服，苗条纤细、雌雄莫辨、身手矫健，肩上、腰上、腿上挂着手榴弹和刀，被派去做前锋打暗哨，如同一道黑色闪电扫过敌阵。那会儿他们叫他“blackblade”。

有一次，他们要在林中拔掉一个据点，伏基罗作为队长，交代下任务。晚上十点十五分，他们入林。小队一共五个人，按“二-二-一”的队型前进。

凌晨一点十三他们接近了据点，安德烈当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