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袁晴，我们找到了！我看到了刚刚那个穿着世联保洁雨衣的男人的灵魂，他的灵魂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年！什么样的成年人灵魂会停留在少年时代？”

“精神病人。”袁晴回答，此刻她（也）想起了昨天走访的那个洗碗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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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东路三七八号，一栋灰白色的六层建筑沉默地矗立在铁栅栏后，“锡安第二精神病医院”的铜牌在路灯下泛着冷光。老锡安人都管这儿叫“汉东路医院”，就像管刑场叫“靶场”一样，带着点讳莫如深的默契。

这是一所强制性收容精神病医院，病房的窗户焊着拇指粗的铁条，偶尔有影子从后面晃过，快得让人疑心是错觉。门口的保安亭里，老李头二十年来见惯了各式各样的“麻烦”有用牙刷捅穿病友喉咙的会计，把病友耳朵当蘑菇采摘的园艺师，还有那个总在凌晨三点背诵《刑法》全文的前法官。救护车拉来的新病人往往捆得像粽子，白大褂们称之为“快递到了”，有时这些“快递”还会带着判决书来，在病历扉页上，血红印章盖着“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的字样。

袁晴怎么都想不到，当时她随口跟无名提了一嘴去精神病院看看精神病人的灵魂，没想到真的实现了。不过，由于她是夜晚前来，病人都已经睡下，大厅里十分安静。

在保安老李头的帮助下，潘阳和袁晴很快和医院值班的秦医生碰面了。潘阳说明来意，提出要求：他要查看医院最近三个月出院的病人名单，名单上要有入院的确切时间。

秦医生获悉警方意图后，快速打了几通电话，然后走进一间办公室，在一台电脑上操作了一番，最后拉出一份名单，打印出来，递给潘阳。

名单上总共有三十三个名字，后面跟着详细的病因和出入院时间。潘阳、袁晴还有无名一起在名单上查找入院时间为二〇〇八年的病人。最后无名眼睛最亮，大声说道：“倒数第三个！”

袁晴立刻跳到倒数第三个病人，他的入院时间为二〇〇八年九月八日，那正是父亲牺牲后第二个月。而整张表上，有且仅有他入院时间在二〇〇八年，他的名字叫

“谢飞。”潘阳报了出来。

谢飞被诊断的精神疾病为人格与行为障碍，并伴有轻度精神发育迟缓、躁郁症和迫害妄想症。具体表现为缺乏共情、具有反社会人格、无罪恶感。早期入院期间，他随身携带一张折叠纸，仿佛护身符一般，并声称那是一把刀。

谢飞的治疗史可谓相当坎坷。在他二十二岁那年，由其母亲以伤人为由非自愿送入医院接受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多次表现出抗拒和暴力行为。经过七年的治疗，他的病情有所改善，尽管谢飞母亲谢飞唯一的法定监护人最初拒绝让他出院，但在院方与其母亲进行了多轮沟通后还是同意了他出院的请求。然而，出院后仅一个月，谢飞又因伤人被重新送回医院，再次接受了长达七年的治疗。

就在这次治疗接近尾声，院方正与谢飞母亲商讨出院事宜的一周后，谢飞的母亲不幸去世，且她没有兄弟姐妹，导致谢飞的监护人出现空缺。谢飞本人希望出院，但由于缺乏监护人，他不得不继续留在医院。直到民政部门成为他的新监护人，并经过与院方、患者的多方沟通评估以及各项审批流程这些流程与评估花费了长达三年的时间，谢飞才最终满足了医院的出院评估标准，获得了法院的裁定以及民政部门的审核通过，于一个月前得以出院。但根据要求，他在未来五年内仍需每隔一个月回医院进行复诊。

但讽刺的是，最近一次复诊时间就在董昕被杀前一天。

获取谢飞所住地址那是其母亲留下的一套房后，潘阳和袁晴立即前往谢飞家中。考虑到谢飞可能有严重的暴力倾向，潘阳又致电大林、阿锋和小涛支援，以防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