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年像是没听见，重新拿起报纸，把自己严严实实地挡在后面，再无半句回应。直到孟延将这份卷宗录入到最后，在“主审人”一栏，赫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吴耀年。

后来孟延留意到，吴耀年总是独来独往。在食堂打饭，他总是一个人端着饭盆坐到角落。局里组织的集体活动，也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

和同在刑侦队实习的同学聊起，孟延才知道，吴耀年调来档案科快一年。之前一直是市局刑侦大队的骨干，破过不少案子。不知怎么的，一纸调令来了档案科管这方寸之地。

那会儿局里人事变动复杂，说什么的都有。同学压低了声音，“有说他在哪个大案上顶了雷，被穿了小鞋。也有人说，上面不满意他的作风。反正，调令下得突然。问吴耀年就是打马虎眼，“一线拼死拼活图个啥？养老混退休不舒坦？”

可不管怎么样，吴耀年那句关于“漂白”的话，间接提醒了孟延。既然凶手的身份可以“漂白”，那关于受害者的死亡也可能被“掩盖”。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再也按捺不住。

几天之内，与窦建国失踪案时间地点接近的其他零散卷宗资料，都被孟延有意无意地堆到了自己桌上。

周末加班录入时，一份夹在“水库附近治安事件”文件夹里的旧卷宗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份关于窦建国失踪当天下午，在水库附近发生的一起盗窃未遂报案记录。记录极其简略，是一份 405 路公共汽车售票员吴觉明的询问笔录。

笔录提到，1998 年 5 月 29 日下午约 1 点 45 分，她看到一辆挺新的黑色桑塔纳轿车，停在水库下游靠近公路的僻静处。

让她觉得奇怪的是，那车的后备箱没关严，露出一截自行车的前轮和车把手。车上好像有几个人，有一人穿着蓝外套。

桑塔纳很快启动，沿着水库边的土路驶向了公路下游方向。

记录民警在末尾备注：证词细节需核实，但证人吴觉明后续拒绝配合进一步询问。

孟延立刻冲进档案库房深处，翻出了当年窦建国案的原始卷宗。

他急切地翻阅着，卷宗里明确记录了窦建国最后被交通监控捕捉到的时间是下午 1:20，地点在通往远郊水库方向的一个岔路口。

而另一份当年未被重视、只作为附件保存的现场勘查补充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报告提到，在窦建国疑似失踪的水库附近，除了窦建国本人的脚印，还提取到另一个模糊的、尺寸更大的男性运动鞋印，与窦建国的鞋印明显不同。

然而这份报告的结论栏被划掉，旁边用红笔潦草地写着：“存疑，与主要证据链不符，建议补充侦查”。

孟延抓起外套就冲出了分局，蹬上自行车。

但卷宗里明确写着，从最后一个监控点到水库，即使开车也要将近二十分钟。卷宗里没有记录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也没有在通往水库方向的其他监控里捕捉到他。

就在这时，那份 405 路售票员的证词清晰地浮现出来：案发当天下午 1 点 45 分左右，在水库下游看到那辆可疑的桑塔纳，后备箱里装着凤凰牌自行车。窦微曾说过，她父亲窦建国去钓鱼时，常骑一辆半旧的二六凤凰牌自行车。

孟延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子眼。会不会窦建国真正失踪的时间并不是 5 月 27 日而是 5 月 29 日？

人会不会被桑塔纳带走的？后备箱里露出的自行车，会不会是他的？那辆桑塔纳的司机，会不会是水库边泥泞脚印的第二人？那朱佩林 5 月 30 日的证词就要被推翻。

接下来的整个周末，孟延就像着了魔。从窦微家到远郊水库，沿途要经过三个小卖部和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