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拿的，它就放在你桌上。”

虞景突然笑了笑，扭头看他：

“你知道这是我什么时候画的吗？”

陈岁聿不觉得这个问题很难，他在飞机上仔仔细细看过这幅画几百次，并且日期就写在左下角：

“去年八月底。”

“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和胡棠的绯闻，画画的时候静不下来心，满脑子都是胡棠的那条红裙子，还有搭在你肩上的手，”虞景沉默了几秒，而后轻声开口，“哥哥，你和胡棠牵过手吗？”

陈岁聿喝水的动作微微一顿，放下杯子，也径直坐到地上，离虞景半米左右的距离。

“没有，”他手臂放松地撑在身后，语气平静地回答道。

“我猜也没有，”虞景还是看着那张画，“我总是想起来我们以前放学的时候，江城的冬天太冷了，但你的口袋好像永远都很暖和，牵着我走过很多路。”

陈岁聿没有说他放学以前都会把塑料杯装满热水，放在口袋里暖一节课，下课铃响的同时，半冷的塑料瓶就会瘪下去。

那时候虞景明明有手套，但总喜欢把手往他口袋里塞。

虞景冷不丁开口，问他：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陈岁聿神色未变：“不是说西雅图的饭太难吃了吗？”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虞景笑起来，好一会儿才收住笑意，缓慢开口，“我给你讲一下我在美国的那五年吧。”

初到西雅图，虞景生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病，感冒、发烧，在频繁反复地往返医院后，他开始厌恶消毒水的味道，紧接着是失眠。

整晚整晚的失眠，他也说不清楚缘由，只是突然丧失了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