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祺下意识回答：“丞相过谦了。”

“这是实话，何谈过谦？”丞相道：“大汉兴盛，是列位的功劳；汉室衰落，天下分崩，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我等愚人自然也不能辞其任”

这句话说得很贴切、很诚恳，同样也有不可觉察的悲哀。蔡文姬诗云“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魏武昭烈相继凋零以后，蜀中只有武侯苦撑大局；新一代人才虽已渐次长成，但从落地之时，所见所闻就都是秩序崩毁、三足鼎立、人人各位其主的乱世时代，而再没有老一辈那种怅惘幽深的故园之思，不可解释的黍离之悲；他们从没有见识过汉室清平稳定的时候，于是所谓的“兴复汉室”，也就渐渐虚化成了一个宏大抽象而没有实感的东西；真挚的、热烈的复国之情，亦逐次演变为空虚的政治目的，人们依旧在按照惯性执行着这个目的，但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它真正的意义了。

所以，作为旧时代残存的遗老，诸葛丞相在国事倥偬之余，其实常常感到某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他知道，虽然兴复汉室依旧是西蜀决计不可违拗的政治正确，但时光荏苒，故人凋零，能够体会自己心意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自己呕心沥血培育的嗣君，抑或精心挑选的董允、费祎，他们当然尊重他、信任他、坚决的服从他的路线，但数十年的光阴是决计不可逾越的界限，当年昭烈帝与武侯君臣相知之诚，三顾茅庐时纵论天下局势的豪情与期许，终究是不能借由《出师表》区区数百字解释清楚的；所以无论多么亲近体贴的自己人，都实在无法共情政治目的下的真心。

政治目的需要看真心吗？一般虚应故事的形式主义或许不需要，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这样的大事却绝对是缺不得半分信仰；否则僻居一隅，苟且偷安，终究不过是守户之贼。而武侯拼尽心力，亟亟求取，不敢一日稍有懈怠者，也正是知道这种热情的稀少、脆弱、易于磨损；说句难听的，他活着的时候还可以以身作则，借道德的号召力鼓舞士气，等武侯一瞑不视之后，西蜀还能为了那个虚无缥缈、仅仅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政治口号奋斗多久呢？

六出祁山，五伐中原，之所以连年奔波，不敢稍息，正因用任重道远，危惧于心；武侯从一开始就明白，他是兴复汉室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有的事情他这一代人做不到，就再没有别人可以做到了有此惶惧在前，所以兀兀穷年，所以拼死一争，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说来说去，不过是垂死者悲哀的挣扎罢了。

当然，天不悔祸，葛相的挣扎终究沦为虚妄；而现在登临受降台，无疑是将原本仅存于想象中的汉室复兴，骤然具像化到了现实之中；所以丞相感慨之余，再想想如今停滞不前的进度，当然会表达出惭愧的自责之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武侯一流的人物是从来不会甩锅给天时、甩锅給地利、甩锅给他人的；事情做不到当然应该第一个追究他自己的责任“为人谋而不忠乎？传不习乎？”，三省吾身，不过如此。

自然，穆祺没有这样高尚的情操，也并不觉得丞相应该表示什么愧疚。不过他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显然，武侯慨叹的是他兴复汉室的困境，是幽深沉寂的心绪；而这样的心绪，显然是不适合由一个全然不相干的外人来插嘴的。

不过，他不好插嘴，现场却有一位与汉室息息相关，资历和脸皮都完全足够的人选站立在侧的刘先生默然片刻，忽然开口了：

“国家兴盛，不是一朝一代的功夫；国家衰亡，那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挽回。”他道：“汉军今日的强盛，多半是列祖列宗暴霜露，斩荆棘之功，煌煌大业，不能全算在我们头上；汉室要是有一天衰落，那也是前人不修德、不尽职，累世所积攒下的过错，同样也无需引咎。”

他停了一停，又道：

“足下穷尽心力，为汉室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