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尼娅走出院长办公室，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苦闷。

她抽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从业多年，她向来秉持着学术与政治严格区别的人生信条，往年她可以拥有这种自由，极大限度遵循自己的人生信条去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但战争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迟早将每个人都卷入其中，不知从何时起，她就感觉这种自由在逐渐离她远去，或许是从瓦尔特迈进实验室那一刻起，或许是从波兰战争的那天凌晨开始。

总之，她的人生信条已经被人野蛮介入，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正在被人模糊化，她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也无法把控学生们的未来走向。

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秩序和道德逐渐瓦解，所有人都在混乱中蝇营狗苟，借助一些概念性的东西牟取私利。

哈，红十字会，践行希波克拉底宣言？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些医学门阀只会估量学生们的价值，以期给各个国家的当局卖出一个好价钱。

但她也感到一种悲哀，身为医者，她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协会是目前最能担起希波克拉底宣言的一个组织，无论上层的想法是什么，都不可否认这点，这是学生身为医者必须要去面临的课题，即平等对待每一个病人。

一个星期后，医学院的很多学生都投入到了红十字会的社会实践中，地点是在柏林郊区，很多人对此都产生了抱怨。

“为什么不能在市区？那么冷的春天还要来到这个地方，真讨厌！”

“我现在觉得，援助城市里的老太太也挺好的，就算她们再刁难，至少不会把我拉到这种地方来折磨。”

而当他们抵达目的地，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后方医院设立在郊区。

他们中的很多人自此对于“战争”

有了更清晰的感受。

缺胳膊少腿，少了一只眼睛，应该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部分。

战地医院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精细的活计的，很多士兵因为伤口处理不当，引发严重的感染，不得不进行更为痛苦更为漫长的医治。

吗啡是一种不能缺少的东西，也是消耗最快的一种药品。

安娜为一个刚截肢的士兵注射了最大剂量的吗啡，但他依然哀嚎不止，两个医务兵都没法完全按下这个大块头。

那种惨叫声真的让人胆战心惊，她有些出神地看着士兵青筋暴起的脸，“已经是最大剂量了，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还是那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