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妹妹？什么你妹妹？是有人报警，你涉嫌故意伤人，这张是拘传证，你先签个字，然后按个指印。”

我瞬间明白了什么，我不想走，小柔的事还没有一个结果，可是看眼前几位警察的架势，我不可能不跟他们走。

文昭的伤有多重我心里清楚，我们那点“情侣纠纷”还够不上刑事案，可能要接受治安处罚。

想到这一层，我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在那张纸上签了字，按了指印。

那个警察把拘传证收好，自言自语说：“找你可真不容易，居然躲在这儿，多亏受害人家属提供了线索。”

他转过头，对身边一个年轻的小警察说：“小王，还是给她铐上吧，免得麻烦。”

我被他们带回了警察局，案发辖区不同，不是为小柔立案的那一家。眼前这些人我都没见过，我上一次进警察局是受害人家属，这一次……是犯罪嫌疑人。我坐在审讯室，两名警员向我宣读了我的权利，然后开始对我进行审问。

通过他们的提问和陈述，我知道了，是我们的中国好保姆小红报了警，警察赶到的时候，文昭已经晕倒在地上，如今躺在医院里，头部重伤，人还没醒，保姆小红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她指认那个打人的凶手就是我。

警察经过了现场勘查，找到了那个灯柱，提取了上面的血液和指纹，得到了证人的笔录，用他们的话说，不用等受害人清醒，只要将我的血液和指纹跟现场提取的进行对比，一旦吻合，定我的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劝我不要负隅顽抗，浪费大家的时间，还是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我的心随着他们的审问落到谷底，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听他们的口气，这件事绝对不是治安处罚可以解决，已经被定性为刑事案。因为那个被我打伤的人，伤势严重，所以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可是，这怎么可能？我走的时候，文昭意识清醒，四肢健全，声音洪亮，除了绝望，我看不出他哪里重伤。他又怎么会昏迷不醒，濒临死亡？

我沉默地坐在那儿，剧情转得太快，眼前的一切，跟我手上的手铐一样，太过冰冷，让我找不到真实感。

我看着眼前正义凛然的执法者，问他们：“他伤得重吗？”

其中一个微胖的警察说：“你说谁？”

“就是……你们说，被我打成重伤的那个人，他伤得有多重？会不会死？”他严肃地看着我，义正词严地纠正道：“不是我们说，你别狡猾！那个人现在躺在医院里，脑袋被你开了瓢，缝了十几针，手臂也骨折了，人到现在还没醒，你说严不严重？”

他声音洪亮，目露精光，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狡猾的罪犯，我心里一阵阵发凉。

骨折？怎么可能？他的手臂是被我打了一下，但是绝对达不到骨折的程度。

至于头上的伤，的确可大可小，可究竟是不是重伤，我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要等法医的鉴定结果，法律在这方面有严格的标准，不是他们说重伤就是重伤。

我看着他们，最后说：“我要求通知我的朋友，请她帮我代请律师。在律师到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我有这个权利，是不是？”

有人走进来，在那个警察的耳边说了一些什么，他冲那人点点头，然后对我说，“你有这个权利，不过你不能回去，我们一会儿会将你移送到看守所。”

我怔怔地看着他，心突突跳起来，慌乱地说：“不，我不能留下，我外面还有事没做完。你们带我来的时候，没说我不能回去，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那个微胖的警察说：“受害人已经醒了，经他指认，打伤他的人就是你。我们现在要正式拘留你，一会儿给你补办手续。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通知你的朋友，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