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吃精神病药，还在被养母和她背后的黑暗力量一直虐待。养母其实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我的真实身世，知道我的来历，也知道我正在受这无边无际的苦难。但她不会告诉我真相，也不会告诉我我的未来，更不会安慰抚慰我受伤的心。她的一切注意力都放在“修理”我上，除了“修理”我，其他事情她一概不闻不问。

实际上，养母很清楚的知道我的这个家是一个刑场，她很清楚我一直在受刑。所以为了逃避将来可能对她的清算，养母保持了严格的节俭和自律。养母几乎不买东西，除了生活用品，她不买衣服，不买鞋，不买化妆品，更不出去消费。她的最近二十年，就是在极度的压缩开支上生活过来的。在大夏天最热的时候，她都不开空调，只吹小风扇。其实，养母每个月可以收几处房屋的租金，绝对不是付不起电费的人。但就是因为害怕将来可能的风险，养母把自己的生活压缩到了极致。另外一方面，她在把自己的生活压缩到极致的同时，也把对我的刑罚升高到了极致。最恐怖的时候，我一天要痛迷糊过去四五次，连自己已经多少岁都忘记了。

我宁愿养母是个喜欢享受和花钱的人，这样我的生活可能会好过很多。但因为养母知道她其实正在犯罪，所以她才不顾一切的压缩自己的生活，进而为折磨我制造出尽可能多的空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妈妈，她宁愿“亏待”自己，也要我受罪受刑罚。我很羡慕那些普通的妈妈，她们讲究吃穿，冬天去海南避寒，夏天去贵州避暑。这样的妈妈充满了人的乐趣，但我的这个妈妈就是个施刑的屠夫。

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实是丝毫没有乐趣可言的。这么多年，我唯一的娱乐就是写作，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像个皇帝。在写作的大海里， 我是自由的，我是骄傲的，我甚至可以把我在现实中绝对不敢言明的大人物们，一一骂个够。通过写作，我的情绪获得了释放，我的生活有了一丝曙光。但很快厄运来临了，在我上传《凯文日记》到网络上不到一年后，警察找到了我：“现在有些人专门在网络上骂政府，你也算一个！”一个高个子警察指着鼻子骂我，而我根本不敢反驳。我写好了保证书，才从派出所获释。我出派出所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我想人生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唯一的乐趣终于也快被公权力给剥夺了。

没过多久，我再次被破门而入的警察逮住。这一次警察是发了疯，一个瘦瘦的警察不仅给了我一拳，还骂我是“撒谎精”。我被几个警察扭送到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那一天刚好是两会开幕的日子。在医院里面，我遇见了很多得精神病的病人。这些病人真的可怜，穿着一身破衣服，口齿不清，思维和行动都是呆板的。我很伤心，我觉得这个世界肯定有哪一个按钮按错了，不然不会这么悲苦。我的养母再次“挺身而出”，她以快七十岁的高龄，睡在医院走廊的简易床上陪我了十天。养母并不是在表达对我的爱，而是在表示她对我的“负责”。这种负责可以简单概括为：我折磨你，一直折磨你，但不会不管你。

这一次出院之后，我更孤寂了。我从最开始的想再也不写了，到重新又打开了键盘。就在几个月前，网信办和社区再次找到我：“你还在网络上大放厥词！”我不敢申辩，只表示可以删除文章。于是网信办和社区把我的文稿全部删除了，还把我的梯子也卸载了。好在这一次派出所的同志没有出马，不然我又得住精神病院。我觉得我活的很难，真的很难，我活得很造孽。一方面我的生活毫无乐趣，另一方面我唯一的快乐成了“犯罪事实”。

从此之后，我就成了社区高度关注的名人。社区的网格员每隔两个月就会上门来查看我的情况：“还在写什么没有？不能写了哟！你要不要去做个体检，你们这样的病人，我们社区还有好多个呢！”我终于尝到了点当精神病人的快乐。当精神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