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作出好注来的。清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尚、器用名色、语词礼数……蔡教授今之人也，未必在这些上面胜过往哲前贤，但他为今日之读者作注，却有他的一面胜处，即他的文化素养好，文学识力高，而不在于“征文数典”的死知识、粗本领。

说起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一般性个别问题了，而是一个中华文化的根本大问题。

原来，我国小说到明代，早已不再是专由市井（瓦舍）说书艺人用口宣说，如“四大奇书”，就全是文人才士用笔墨写作的了。文人才士者，当时的高层知识分子也，具有极高的文采才思，已非初级文化水平者所能尽领其妙。但到清代乾隆朝的初期，忽又出现了一个曹雪芹！这人可太了不起，又大不同于众多的一般类型的文人才士。他是个特异天才，他那小说写法的种种特色，都打破了以往的旧套，而处处生发出了新意、新法、新境。他具有超凡的文化素养和表现本领作出来的再也不是市井稗史，而成文化宝库了。给这样的书作注，自非一般只会“查字典”“找工具书”的人所能胜任这就显出了蔡义江同志的特长，他是最适合这种任务的一位“注红”好手。

此书连带程本后四十回续书，共有1600多页，差不多每页都在下方设有注脚，少者一条，多者十来条，用简练的文字替读者讲解了各式各样疑难问题。这项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这么多注，要想举最好的例子，那可不容易；我此刻只能随手拈来，略窥彩豹之一斑而已。今只举第1083页注解晴雯既死，小丫头托言她殁后成为芙蓉花神之事，只这一句话，注文却引了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张师正的《括异志》两书中记叙的石曼卿、丁度死后为“芙蓉城主”的典故这还不一定算是独得之秘，别的注家也能查到；但是蔡注竟又引了苏东坡的诗，更出常人意想之外的，竟又引及了雪芹至友敦敏的诗！

我以为尽管宋人石与丁之成为“芙蓉城主”，是个“地方”之长（主管），这与花神是否等同密合、原为一意，也许还可以从细商略讨研；但无论如何，注者提出的这种“关系”，是不容忽视与置而不论的。这种“关系”，旧词儿或者称之为“脱换”，为“点化”；新话恐怕就说成是“艺术联想”“变通运用”什么的了。它们之“关系”肯定是存在的，在雪芹心中笔下酿成了一杯新奇别味的佳茗，大有回甘余冽。这种以及类似的例子，才最能说明（证实）我所谓的雪芹乃是一位超级异才文士，大文家、大艺家；他的书你用一般式的“看小说”的简单办法去对待，是读不出什么意思与滋味的而这就是我强调的一条：《红楼梦》是一部中华的文化小说。

文化小说，必须相当水平的文化“文化注者”方能胜任于他的职责，蔡教授应是一个良例。

他的注里，还包括校勘取舍的理由，今不详举。他的注最奇的乃又包括着他的评议批点。在这一项下，我深深感到他对脂批所透露的种种“信息”的重视与破译。他对高续后40回的文字内容的批评与批判，都是最为可贵的组成部分也才是他的注文的最大特色！

由于笔者目坏，艰于多列蔡注原文精彩之处，让我只举他在全书②的最末一条注文吧

“说到”四句前两句谓书中所写辛酸之处，因其用荒唐之言而显得更加可悲。它表示对作者在不得已的环境条件下写作的理解。但后二句却有背作者原意。“世人痴”及《好了歌》中世人追求功名富贵、娇宠妻妾儿孙的“痴”，非作者《自题一绝》中“都云作者痴”之“痴”。对世人之痴，原作者是加以否定、嘲讽的，怎可“休笑”呢？劝人“休笑”是替批判的对象辩白，用“由来同一梦”为世人的丑恶思想行为遮羞。（1608页）

请看，古往今来，还到哪去找这样的好注呢？

我上文说《红楼梦》本子是个“不大不小，不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