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蘅没回应，她压根没听见。

在见到铁皮巨兽冲出雾面的瞬间，她双腿自行动作起来，从疾步快走加速到小跑。挂在臂弯的军用雨衣摩得簌簌乱叫，仿佛在劝她走慢些。

嘶

?

乌糟糟的尾气随之扬起，柴油气味弥漫，挤满人的汽车顿时溢出一股比柴油还难闻的人味。

车还没停稳，门还没打开，霎时人声鼎沸，乱哄哄的全是大小人声，斥骂叫嚷，有人丢了东西，嗷嗷直哭。

近两个小时的等待。

杜蘅等的不是一天一班的汽车，她穿过一窗又一窗和她无关的吵嚷，避开光屁股男孩朝外滋的尿柱，越出车尾黑气团，总算见到印有场部标记的绿邮包。

“穗子，场部里，还有我的信么？”

不等对方寒暄，杜蘅抢着开口。

她的着急，期待全在话里，少有的失态也在话里。

甚至破天荒地和对方对视了一眼。

她说话时是不敢正眼看人的。

大概一夜不怎么睡过，眼下挂着淡淡的乌青，脸蛋素白，嘴也冻到发白，唯独鼻尖是红的。早春天冷，她居然连条围巾也没裹。跟在汽车后面来送信的毛头小子一看她，实在不忍心说真话。

可不说真话不行。

他从自行车上支下一条腿，挠挠乱草似的头发。

“嫂子你千万别急啊，顺子哥跟部上打过招呼，我们一个个都记着呢，一见信，保管立刻马上给送家里头去。”

这就是没有的意思了。

杜蘅咽咽，把心也咽下去。

邮差不好意思起来，又不知道该说啥。

下乡知青都盼着家里来信，捎吃捎喝的，别人催烂了，不见信就上场部闹，自己去翻。

像杜蘅这么守规矩，光知道盼的，还真没几个。

村子和村子之间都是这种土路，路边栽一排要死不活的杨树。

遇上好天气，路面干，风大扬尘还好说，要是赶上雨天，特别是开春之后的连阴雨，泥土都被雨水冲酥了，一步粘一鞋，走这种路别提多受罪。

“谢谢你。”

杜蘅和他道谢，没有不甘，也不多问。

转身走了几步，邮差却忽然叫住她。

“要不然我陪嫂子上场部找找？好些信是外省转过来的，样子不大好，粘成团。那些信还没挑拣过，里头说不准能有。”

“你派信吧，不耽搁你了。”

她摇头谢绝，说着往回走。

对于等待后的落空欣然接受。

也许就是她对事实接受得太快，邮差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苦着脸看她走进粘稠的人潮。

其实杜蘅很清楚自己的成分。

写给她的信，在被她阅读之前，势必先被无数双凌厉的眼睛审阅，一个字一个字，从字面到字底，必须剥个底朝天。

如果不是嬢嬢的亲笔信，她也不会这样执着。

打从1971年，父亲杜仲明卷入译书事件，十四岁的她跟随杜仲明连夜被塞上火车转入大西北，直到今天，离开绍兴整整六年。

嬢嬢那封信，落款是1973年正月十三，到她手里已经不新鲜。

迟到了足足四年。

辗转多地。

写满章头小楷的毛边纸简直像文物一样脆弱，被她压在书桌发绿的玻璃面下，勉强保留一丝生气。

嬢嬢在信上说，好不容易打听到他们父女俩所在，每月一封信，山高路远，盼望他们能收到，哪怕一封都好。祖父的丧事让她一个贫眼无识的老妇人好歹张罗完了，她会继续给他们父女俩写信。

嬢嬢是顶内慧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