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却确诊为肝癌，刚做了手术。

我得到消息后，立即从斯德哥尔摩赶了过来。见他之前，我询问了他的主治医生，得到的回答是 – 他所剩的时间只有一年到一年半。

我生命里又一个重要的人要离开了。岁月究竟还给我留下多少情感是可以把握的？

走进Rubinstein 教授的病房时，一位年约六旬的妇人正坐在他床前。

Rubinstein 教授看到我，高兴地大声说：“我的伙计来了！”他明显地消瘦，原先一头浓密粗硬的头发因为化疗已经脱光，但一双眼睛却如旧时一样矍铄有神。

他为我介绍了那位妇人，说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寒暄几句后，她就匆匆告辞。于是病房里剩下我们两人。

“你没给我带酒来？他们现在不让我碰酒，连注射时的消毒酒精都省掉，怕我拿去喝了。”他对我眨眨眼。

“我没这个胆。”我故作轻松地对他笑。

“没交情！没有我当年把你从一个小菜鸟提拔成我的研究助理，你今天能当上瑞典人的院长，还跟霍普金斯学院对着干吗？”他故意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