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恪翻了一页，对郁知年道，“送人烟酒也有讲究。”

“这些都很实用，”郁知年走过去，跟他一起看了一眼，问，“你一个人来的么？”

杨恪“嗯”了一声，说：“助理在喜平等。”

“这次待几天？”郁知年又问。

“三天，”杨恪伸手拽着郁知年的手腕，将他拉近，道，“是不是影响你和妙妙工作了？”

郁知年一阵面热，对杨恪说：“你不要听他们乱说。”

“是乱说吗？”杨恪把他拉得迫不得已，跪坐在杨恪身上，杨恪亲了他的脖子，弄得他很痒，又问，“你怎么介绍我的？郁知年。”

郁知年按着杨恪的肩膀，没说话，杨恪又说：“普通朋友？”

“好朋友。”郁知年纠正。

杨恪脸上没表情也不说话，郁知年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想了想，问他：“路上是不是很累？”

几个月前，郁知年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进山里写民族志，杨恪会来见他。

他的人生未来展望中早就删掉了这样的选项，设想最多的好像是“某天在赫市餐厅碰到杨恪带着伴”、“参加同学婚礼偶遇杨恪携伴”，诸如此类的情景。

他看着杨恪的眼睛，靠过去，试探着用手碰了碰杨恪的眉毛和睫毛。

杨恪说“还好”，把郁知年的手捉住，拉进怀里。郁知年爬山爬得膝盖很酸，人也有些困，靠在杨恪的肩膀上，昏昏欲睡时，忽然听杨恪说：“进山前李禄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可能还是得出庭。”

郁知年反应了几秒，才抬起脸，看杨恪，问他：“是信托遗嘱的事？”

“嗯。”

“那我呢？”郁知年问。

杨恪说“你不需要”。

郁知年有些担心，问杨恪：“会影响你的公司吗？”

“不会，”杨恪简单地说，“我是怕你从别的地方看到再多想。”

房里没有空调，也没开风扇，不过山区的夜晚温度低，屋里不热。

窗外都是蝉鸣与蛙声，吊在房顶上的灯泡发出细微的嘶嘶声，有外头飞进来的小虫往灯泡上撞。

这样安宁的夏天夜晚，无端使郁知年想起他们高中那几年。

杨忠赟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在晚上去连廊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杨恪打得很好，郁知年则不擅长，没打多久就累得坐到一边，杨恪走过来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