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万分难受。郁知年不想碰它，努力忽视。

杨恪的要求，可能是是为了让婚姻更可信。

因为李律师提过，再过一段时间，郁知年必须参加一次仲钦集团的董事会。集团的高管和股东都对这部分股份虎视眈眈，郁知年最好不要被人抓到把柄，所以他戴上了。

但他确实对戒指很不习惯，就好像又多了一样压住他的东西。

戒指像一道循环提醒的告诫：在冰冷的遗嘱信托文件、以及杨恪公司的现金需求面前，结婚的双方的自我感觉，都变得微不足道。

通往杨恪家里的道路很宽阔，两旁的树在风里摇动。路灯的黄色光晕里，雨丝像很多条长长短短的线。

郁知年出神地看了一段时间，有人给他打电话。他拿出手机，竟然是住他房子的学长，任恒。

“知年，”任恒的声音很爽朗，“你回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刚才碰到邵西霖，我才知道。”

任恒和他女朋友楚思凡是少数的从未有色眼镜看过郁知年的人之一。

在郁知年最消沉的那段时间，他们总是喊郁知年去他们家吃饭，来去都陪郁知年走在一起，给了郁知年很多陪伴和安慰。

去年十月，任恒只剩大半年就要毕业，但房子突然被房东卖了。他们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急的焦头烂额。

郁知年知道后，和教授确认了自己的项目时长，认为他们在赫市的时间应该没有重合，便主动请任恒住进他暂时还空置着的房子。

“刚回来没几天，太忙了。”郁知年告诉他。

“我听西霖说了，”任恒说，“恭喜你啊，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