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顿饭，两位老人红着眼睛说几句，吃几口；吃几口，说几句。我们的侄女马格丽听起来十分艰难，却也觉得自己应该知道，当即要求，把爷爷写下来的文稿输入计算机。

以后几天，轮到马格丽红着眼睛上餐桌了。

有一天吃完饭，我和妻子与两位老人闲聊。我把气氛调理得很轻松，然后请岳父谈谈回忆录的写作，尤其想听听与妻子有关的内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们在县城挨批斗时把五岁的马兰和两个哥哥送到举目无亲的叶家湾躲藏的事。

岳父说：“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来还非常感动。”

马兰出生前，两个哥哥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特别是小哥哥，几乎快不行了。做父亲的和其它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库工地上服苦役，毫无办法。一个干部走过来，要岳父把这个孩子送给他。岳父摇头，干部说：“你这么个右派分子，怎么养得活两个孩子呢？”这话刺激了周围的右派分子，等干部走后，一人凑一斤粮票，这在当时等于是割肤捐血。岳父接着再凑钱去买粗粮，全家活下来了，这纔有后来的马兰。

说到马兰，岳父高兴了。他说：“受罪的人也会有很好的后代。老伴怀马兰时，我就天天到河里摸鱼，保证营养。所以我在回忆录里向天下夫妻传授经验：要生一个漂亮一点、聪明一点的孩子吗？妻子要多吃鱼，而且要丈夫下水亲自摸！”

我们一听都笑了。岳父还在说：“但是要培养成为人纔，还有很多门坎。有一条最关键的门坎，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接着回忆下去。

说的是，马兰十二岁时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坎跨不过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因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还是连夜写了一封封的申诉信。学校从录取到报到的时间很短，这些申诉信往哪儿寄，寄了有没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个演员，平日不会对任何人说半句重话，这天她跟着剧团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决定破罐子破摔，不干了。剧团领导劝不住她，只好请来在当地下放蹲点的一个革委会秘书。

革委会秘书指了指山坡上连绵的火把，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gemin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革委会秘书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革委会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一个秘书就这么作了决定，这就是“文革”。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革委会主任，你上台！”秘书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秘书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都分别向自己所在单位请假，说女儿实在太小，省城实在太远，希望能送一送。两个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听两位老人说完，我对那曾经延绵过火把长龙的青山，产生了渴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