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进入虚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 ：“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卫星电视里看到我的两个被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 ：“他们太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纔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