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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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爸爸的一叠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撑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他又花出极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