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恪没动，他又说：“他让我来劝你，不要试探信托法的底线。不过我说你什么都没和我说过，也不知道怎么劝。”

“我没做什么。”杨恪确定地告诉翟迪。

“无所谓，”翟迪耸耸肩，“你别惹来官司就好。”

“我不会。”杨恪说。

翟迪“嗯”了一声，和杨恪碰碰杯，沉默几秒，又按捺不住好奇似的，问：“郁知年回国多久了？有没有半年。”

“忘了。”杨恪简短地说。

“他真的没再来找过你？”翟迪又问。

杨恪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回答：“没有。”

楼下的DJ播了一首没那么激烈的舞曲，四周安静了少许。

“其实，”翟迪沉默少时，对杨恪说，“郁知年刚走的时候，我以为他在欲擒故纵。他大学追你追得那么紧，好不容易和你同居，突然放弃，于理不合。”

“但是他主动走了是好事，”翟迪忽而开始劝告杨恪，“千万不要觉得婚姻不重要，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还是很痛苦的。”

杨恪没有对他的感慨发表意见，兀自喝酒。

翟迪大概在楼下就喝了不少，酒兴上头，话变得多起来。

他和杨恪追忆大学时代，例数他记得郁知年做过的那些让他觉得病态的事，认为杨恪没报警，不申请禁止令，郁知年已经应当感恩。杨恪均未作答。

又一杯酒后，翟迪话锋一转，问起杨恪杨忠贇遗产的事。

他说李律师对这件事的细节讳莫如深，并没有和他详说，不过或多或少还是透露了一些关键信息：“我听他的意思，郁知年要想拿到遗产，是不是只能通过和你结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