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说，反正为了加分，先考着试试，之后在看高考成绩，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学这些，你不喜欢就不学。

可我还是去上培训班。

拿着下发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历年考试题和参考答案，囫囵吞枣，努力地背下去。

我的动力倒也简单。

那些学校，很多都在北京。

余淮星期一的时候没有上学。我给他发了好几条短信，他也不回复，急得我赶紧打过去。

他的声音像是鼻塞了。

“你在睡觉？”

“嗯。”

“你生病了？怎么没上学？”

“病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余淮，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余淮那边好长时间都没任何动静。

过了一会儿，我才听到他很轻很慢地说：“耿耿，看我这三年，算是白费了。”

连朱瑶都很识趣地没有问余淮竞赛的事情。

林杨来找过余淮几次，两个人不知道在外面聊什么，常常大半堂课也不回来。高三上学期，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在为各自的前程想着办法，小语种保送、高校自主招生、竞赛保送、艺考、少数民族加分……张平就这种浮躁的气氛讲过几次话，但没人听他的。

余淮的翘课在兵荒马乱中显得那么不重要。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安慰此时变得如此轻飘飘，我没办法说出哪怕一句“没关系”。

我只能悲伤地坐在他身旁。

我没办法安慰他，也是因为他从不提及自己的难过“不开心”这三个字被他狠狠地压在了心底，从来没有浮上水面的机会。他依旧和徐延亮每天中午去打球，依然和大家正常地开着玩笑，只是说话的时候从不看我的眼睛，像是怕被我一眼看穿他的不开心。

我不知道他在别扭什么。

“大不了还能继续高考”“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行了不提糟心事儿打球去打球去”……这些话，他在跟其他同学说话的时候，都自己说干净了，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儿表现的余地。

多么乐观的余淮。

在所以竞赛生都紧张地投入保送志愿填报和保送资格考试中的时候。广播里常常传来让某班的某某将某某大学的保送申请表交到教务处的通知声。

每每这时，我都能感觉到身边的这个男孩全身忽然僵硬一下。

可在别人眼中，他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乐观、更加阳光，像一只有阳面没阴面的人。

大家都说，余淮真爷们儿，一点儿都没受影响。

放学的时候，他哼着歌收拾书包，我沉默地看了他两眼。

余淮忽然毫无预兆地沉下脸，说：“耿耿，你是不是特希望看到我哭得像孙子似的？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他没有给我反应的时候，拎起书包转身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着十点钟的末班公交车回家，头靠在起了窗花的窗子上，靠得太久，帽子冻在冰霜上，差点儿扯不下来。

不开灯的公交车里，霓虹灯和车灯都被窗花扭曲了，光怪陆离地折射在车顶上，像是它不打算带我回家，而是要带我逃跑。

我不再是递给司机五十块钱让他可劲儿往远了开的高一小姑娘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里整理行李，准备乘傍晚的飞机和我爸妈一起去北京。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一家三口有多久没有待在一起了。

我在北京有四所学校的考试，所以向张平请了两个星期的假，看样子，我的生日也要在北京度过了。

上飞机前，我收到了余淮的短信，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