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官不知道宝玉身边最贴近的大丫头叫袭人，她却“门儿清”。但对冯紫英那样一位富有政治警觉性的人物而言在那个场合他仍然没有讲出所谓“大不幸之中又大幸”是怎么一回事他既然叫了云儿来，就意味着他信得过这位风尘女子，他家的仆人，应该也都是被他精心挑选、考验过的。那么，还有什么人是可疑的呢？细心的读者翻回第二十八回，就会发现还有这样的交代：宝玉去了冯家，“只见那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冯紫英先命唱曲儿的小厮过来让酒……”诸位“红迷”朋友作何判断呢？也许，那根本就不是告密，而是某个佯装唱曲小厮的特务向忠顺王的汇报？

不管各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想不少“红迷”朋友会同意我的这个结论：曹雪芹通过忠顺王府长史官的这种表现，把那个时代主流政治的狰狞面，给点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第三十四回，袭人被召见后在王夫人跟前说那番话的行为？

这几回里，二玉爱情的透明度与稳定性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特别点出了他们的爱情有着共同的反仕途经济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宝玉赠旧帕、黛玉题诗帕上，以及宝玉梦中喊出“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等情节都反映出二玉的爱情关系不可能再逆转。但宝钗对宝玉的爱意，在探望被笞挞的宝玉时充分地流露了出来，使得宝玉、宝钗、黛玉的三角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就在这种情势下，袭人被王夫人召见，说了那么一篇话，其中最要害的是：“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多，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由不得叫人悬心……”袭人故意把黛玉说在前面，其实王夫人要防范的也正是黛玉，此语一出，正合心意，于是当面表扬、托付，事后又从自己的月银里拨出二两银子一吊钱，给予袭人特殊津贴。可想而知，成为王夫人的心腹之臣后，袭人从此必定时常汇报怡红院内外的情况。

袭人因向王夫人倾诉一腔“悬心”而获得准姨娘的地位，这件事该怎么评价？旧时代的评家，多有对此深恶痛绝者。流传很广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前面有几家评语，其中大某山民（“某”在繁体字里是“梅”的另种写法）说：“花袭人者，为花贱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护花主人则说：“王安石奸，全在不近人情，嗟夫！奸而不近人情，此不难辨也，所难辨者，近人情耳。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就是说袭人好比裹着蜜糖的毒药。这些评家厌恶袭人，一是因为第六回已经写明，她跟宝玉发生了肉体关系，所谓“不才之事”，她先做了，倒在王夫人面前担心宝玉跟别人发生“不才之事”，坏了宝玉“一生的声名品行”，实在下贱！虚伪！二是他们不知道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并不符合曹雪芹原意。续书里写宝玉出家后，袭人不能“守节”，“抱琵琶另上别船”，还做出委委屈屈的样子，这种不能“从一而终”的女子，当然更该视为下贱、虚伪。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则把宝钗、袭人都划分到维护封建正统的阵营中，袭人在王夫人面前说那番话的行为，被视为一个忠于封建礼教的奴才，在封建主子面前告密邀宠。当然，也指出袭人的虚伪因为恰是她，逾越封建礼教，在名不正的情况下与宝玉偷试云雨情。

旧时代的上述论家指出袭人言行上的自我矛盾，说她虚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用“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标准来指斥她，是我们现代人所不能认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那种居主流的分析评判，以意识形态为前提，有相当充分的道理。但我觉得，细读曹雪芹运笔，就会发现，他在这场戏之前，是有许多铺垫的。他所写的，其实是人性的深邃。袭人在第三十二回里受到过一次超强烈的刺激：宝玉在黛玉面前诉肺腑，达到物我两忘的程度，以至于黛玉已经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