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

“别担心。”

“太太！”她大喊，想得到母亲的支持。

母亲也觉得这样不好。

“那我去游泳。”

做什么都比数时间数到晚上好。

走下石阶前往海边的路上，我遇见一群朋友。他们在沙滩上打排球。“想玩吗？”不了，谢谢你们，我病了。我丢下他们，漫步到大礁石那里，凝视了一会儿，朝海的方向望去，水面上似乎有道波纹状的阳光冲着我来，仿佛莫奈的画。我一脚踏进温暖的水里。我并不悲惨。我想跟某个人在一起，但只身一人并不令我困扰。

薇米妮(一定是其他人带她来的)说听到我身体不舒服。“我们生病的人啊……”她抬起头说。

“你知道奥利弗在哪里吗？”我问。

“不知道。我以为他和安喀斯钓鱼去了。”

“和安喀斯？他疯啦！他上次差点死掉。”

没反应。她撇开眼不看夕阳。

“你喜欢他，对不对？”

“对。”我说。

“他也喜欢你――胜过你喜欢他，我想。”

这是她的感觉？

不对，是奥利弗的。

他几时告诉她的？

不久之前。

时间上与我们几乎互不讲话的时候一致。那一周，连母亲也把我拉到一旁，劝我对我们家的“牛仔”要更有礼貌；在屋子里遇到，连个马虎的问候也没有，不好。

“我想他是对的。”薇米妮说。

我耸耸肩，但我从未经验过这么强烈的矛盾。好痛苦，类似愤怒的情绪在我体内快要满溢出来。我设法让我的心静下来，想想我们眼前的落日，像个即将接受测谎的人藉由想象宁静与平和的环境来掩饰自己的焦虑。我也强迫自己想其他事情，不想碰触或用尽关于今晚的任何念头。

一个恐怖的想法攫住我。如果，此刻，他对他在城里结交的朋友或那些嚷嚷着要请他吃饭的人透露或暗示我们骑车进城时发生的事怎么办？换作我，我能对这个秘密守口如瓶吗？不能。

然而，他已经向我证明，我想要的东西随时能自然地给予或收回，这让人想不通何苦需要如此局促不安的折磨和羞耻；看清这一点不是太难:譬如说，比起买一包烟、递一根大麻烟，或者深夜在小广场后街让女人拦下、谈好价钱然后上楼玩个几分钟，并不更复杂。

游完泳仍然不见他的踪影，只好问有没有人见着他。“没有，他没回来。”他的脚踏车还在中午前停放的同一个位置，而且安喀斯几个钟头前就回来了。我上楼回到我的房间，从我这边的阳台走过去，想从他房间的落地窗进他房里。窗户上了锁，透过玻璃只看到他午餐时穿的短裤。

我努力回想。那天下午他到我房间来，保证说会待在附近时，穿的是泳裤。我从阳台往外看，希望看到那艘船，说不定他决定再度驾船出海。可是船停在我们的船坞里。

我下楼时，父亲正在跟一位法国记者喝鸡尾酒。“你何不演奏一曲？”他问。“我没心情。”我答道。“为什么你没心情？”他问，仿佛跟我唱反调。“就是没心情啊！”我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