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明白，物质比精神更实在，所以，80年代后期形成主流的商业文化被我们迅速认同。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已经习惯从效率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我们嘴上不说，但却从心里赞同：奉献与牺牲在一个高效率的社会中是根本不需要的，如果每个人都较好地照顾了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协调这样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生来善于走捷径而较少有道德上的障碍。至此，中国五千年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划上了句号。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至少不是效率最高的选择，在这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需要的是智慧、活力、创造力，是高效率、高智商、高素质的精英，是完备、严谨，并得以严格执行的制度，而不是道德教条。

我们表面上对这个社会的缺点很宽容，其实是因为我们对社会缺乏强烈的责任意识；我们表面上藐视权威拒绝崇拜，其实是因为我们卑微得连崇拜自己都没有勇气。50年代的人想小芳、找孽债；60年代的人将婚外恋解析为身体背叛与精神忠诚的谬论；80年代的人热衷于讨论天亮之前到底说不说分手；而此时的我们却迷茫于对现实的选择，工不工作，结不结婚，丁不丁克。屈服于传统的束缚，是我们的教育所赐；不臣服于世俗的压迫，则是我们的天性所致。我们有藐视制度的勇气，却永远都缺乏挑战制度的魄力。我们被称为“飘一代”，表现在诸如谋职、恋爱、婚姻等行为细节中具有“飘”的某种形态。我们习惯了远离故土外出求学，习惯了放弃原有的工作，像漂泊者一样在异域他乡寻找生活的乐土；习惯了在同一个城市，却频繁地跳槽，体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我们处于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相互撞击的风口浪尖，我们几乎和醒过来的中国一起成长，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我们的信念早在没有建立之前便已经被不断变化的时代敲碎了。我们像在夹缝中的不起眼的野草，没有姿态，却十分韧性，总试图以观念、行为的特立独行而悄悄地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

在60年代人眼里，我们幼稚得一无是处，在80年代人心里，我们更是老土得一贫如洗，不被上一代人认同，下一代也对我们不以为然。我们刚刚登上社会舞台还没有熬好造型，就已经被挤到了青春舞台的边缘。70年代人的青春已经日薄西山了，我们只配在罗大佑的演唱会上忘情地唱恋曲1990，只配保持黄皮肤黑头发的本色，与花样男子更是八竿子也打不到。青春才是骄傲的理由，没有了青春，就没有了理直气壮，看着新新人类在扮酷，而我们却不得不依次戴上成年人的面具，心里难免有点不是滋味。电视上一个70年代生的歌手说：我们的青春刚刚来临，然而好像又要过去了。

过去吧，一切年少的纯情的日子都应该按时过去，还有那些不经意间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的日子，我们只是灌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按照自己的原始模样恣意地生长，然后静静地等待一把无情的剪刀彻底剪断我们与青春的脐带。

70年代-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尽显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我以为这段话也适合所有70年代的人们。

多年前有个和我同年的人写了本书，名字叫做“那些忧伤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