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楼一共有三处麻将桌，都是楼里几个大爷自己垒起来的水泥桌或者石板桌-我老家那边的居民楼大都有这种玩意，最初是政府修的，本意是供人休息纳凉，后来渐渐演变为专用的麻将桌，政府大概也没有料到。亡羊补牢，政府不再修葺，石桌却并没有减少，只不过修修补补的力气活转移到勤快的退休老职工身上了。

我们楼的麻将桌一处楼西，一处楼东，还有一处在楼前一单元和二单元的中间。我家住在二单元一号，楼前的桌子就在我家的窗根底下。当初为了它，爸爸妈妈和一单元的老徐家还吵了一架-这麻将桌正对我的窗户，那年我就要升高三，整个暑假里五条八万在耳边绵绵不绝，脑袋简直大成了一饼。爸爸妈妈文质彬彬的理论在老徐头的粗嗓门前全无用处，于是从那个夏天开始，麻将牌成了石板桌和我的耳朵无法逃脱的宿命。后来桌子到底给拆掉了，而且是被它们的缔造者老徐头拆掉的，原因只有一个-太吵。大概老徐头也是想尽了办法，总不能将自己的耳朵拆掉，只好忍痛割爱拆桌子。

妈妈的麻坛生涯是从楼东的麻将桌开始的。她不愿去楼西，那是二单元冯处长及其追随者的地盘，也不愿去我家窗根的那个，因为她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它。楼东的这个是妈妈和几位跟她差不多年纪的阿姨长期占据的地方，虽然光秃秃的没有阴凉，每人戴个遮阳帽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