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甲本在内，就有十一种，它们彼此间都有联系，共同之点大于差异，而且总体来看，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又比它们与程甲本的差异要小得多。最晚的甲辰本（仍早于程甲本好几年）较其他诸本接近于程甲本，诸本大体上的先后，有迹可寻。真正对《红楼梦》版本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其中不可能有哪一种是能够单独伪造得出来的。

但是欧阳健偏说能伪造。他首先集中攻击底本最早，提供我们研究资料最丰富，因而也最有价值的三脂本：甲戌、己卯、庚辰本。说什么“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在民国以后制造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还发挥想像力说：“甲戌、己卯、庚辰所谓‘三脂本’，是在各不相谋的条件下炮制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听听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是怎么说甲戌本来历的：“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按：后来胡适另文说明‘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文章接着交代此本残存的回数、“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介绍书中今存的五六条题跋和十余枚图章，从题跋上知道“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1863）”；然后又仔细地说明“此书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福子重印’图章，可见装衬是在刘氏得此书之时，已在六十年前了”。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刘铨福得到此书和怕它再破损而加以装衬是在胡适得书的六十年前，即同治二年“癸亥”。（按：我以为更确切的说法还应加“以前”二字，因为刘得书之时是否便即加题跋还难说。）怎么在欧阳健笔下忽然变成“民国以后制造”的呢？是不是以为胡适在蒙骗人，或者胡适被书贾、被制造假货的人给蒙骗了？

怎么认为都可以，但总得说出个道理来。你说“此本来历，胡适始终未作具体交代”（《脂批年代辨析》），胡适“并未对抄本的来历以及纸张墨色、字体行款、题署讳字等紧要关目进行鉴定”（《脂本辨证》）。胡适对此书来历不止说过一次，有时间、地点甚至登广告一起办新月书店的人，还要他怎么个“具体交代”？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卖书人的姓名地址，问个一清二楚才算“具体交代”？我想即使找到也未必真能弄清，最后还得凭鉴定得出结论。胡适说“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有“朱评”，有“墨笔眉批”，难道说的不是“纸张墨色”？“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难道说的不是“字体行款”？书名、题跋都一再说了而且对照了笔迹，作了无可辩驳的鉴定，怎么说他没有对“题署”等“进行鉴定”呢？写文章总得据事实、讲道理，对读者掩盖真相总不大好吧。

当然，欧阳健自有其苦衷：胡适的鉴定，尤其是对此书纸张和收藏者刘铨福笔迹的鉴定，欧阳健是非掩盖不可的，哪怕是掩耳盗铃，也只好硬说没有了。否则，他遍地开花的那些文章，立即就会变成海外奇谈。

“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刚刚制造好的本子，怎么能“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呢？实物今天还在，有幸的红学家都见到了，岂能说假话？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的题跋有四条之多，且是行草，盖的许多印章不说，这笔迹又谁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伪造得出呢？胡适说：“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