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等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与作者写元春省亲而特意让赵嬷嬷提到南巡和甄家接驾事，何其相似！

十年浩劫期间，我曾在浙江安吉五七干校劳动，有一次与陈企霞同志（他当时被江青打成“叛徒”、“大右派”、“反党分子”，是“专政对象”。晚上，他悄悄过来与我聊天，我们常常谈到《红楼梦》）聊天，他说：“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红楼梦》中贾府的内部矛盾，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当权派跟在野派之间的矛盾。王夫人、凤姐等代表着在朝执政的当权派，邢夫人、赵姨娘等则是在野的反对派。”他还笑笑说：“我这只是胡说八道，别人不会相信的。”但我倒觉得这话极有见地。当然，曹雪芹不是简单地用小说情节隐写政治历史，也不会以某一小说人物呆呆地影射某一真人，否则，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他只是发现了封建宗法制大家庭与封建宗法制王朝之间所固有的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以其特殊的敏感，出于特殊的需要，有意识地用不同寻常的典型化方法，将两者的某些特征综合起来，沟通起来，虽表面只写一个家庭内部之事，其中或以小寓大，或借题发挥，或指东说西，人物形象、事件，既有其本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真实性，而认识意义又不局限于其本身。就用这个办法，曹雪芹才以“儿女笔墨”的形式，写出了一部十分深刻的“怨时骂世”的小说。太虚幻境石牌坊上的对联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联于第一回与第五回两次出现，是作者着意强调。）我以为这是作者在提请读者注意小说的写法：人物与故事都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甄府与贾府正为表现这种关系而设。用假的敷衍，用真的点醒，它们是互为补足的。不要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倒当成假的了。二、通灵玉最后到过甄宝玉手中

那么，甄府是否始终只用暗线，只在必要时偶尔一提，而不会作正面描写的呢？光看八十回书，仿佛是如此。裕瑞以为甄宝玉只不过是贾宝玉的“镜中影”，实际上作者并不会再另写一个各方面都相同的甄宝玉，这便是他根据八十回书的印象所得出的匆促结论。如果在小说开始时就作了交代，而中间又几次提到的甄府和甄宝玉，到故事最终都没有正面描写，都不出场，而只不过是一种传闻，那么，从结构艺术说，就成了前有呼而后不应；对甄家的事先交代和常常提到，都可以从这一角度上说它是多余的了，因而就不能算是一种完美的结构。而且如果写甄府仅仅只为了点醒所写贾府中省亲、抄检等事，其依据的真事是南巡或抄家，那是尽可以想出更简捷的办法来的，又何必特意再造出一家，而花那么多笔墨去交代一个与贾宝玉一模一样的甄宝玉呢？曹家显赫时，那些热闹的大事固人所周知，写在小说中是需要用变了形的幻相示人的；但势败家亡后的种种凄惨情景，知道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而且骨肉离散，饥寒死亡，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正不妨更多地用真而不必都用假了。所以，为便于写曹家真事而设的甄府，也就不妨多写一点，让甄宝玉也有机会代替贾宝玉出场，使之更多地表现小说主人公遭遇的真相。曹雪芹正是这样设想，这样写的。这一点，有读过通部书稿的脂砚斋等人所作的评语可以证实，试看下列脂评：

士隐家一段小荣枯至此结住，所谓“真不去，假焉来”也。（甲戌本第二回）

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故此处极力表明，以遥照贾家之宝玉。凡写贾宝玉之文，则正为真宝玉传影。（甲戌本第二回）

（贾母生日，问及送礼来的人家，凤姐回话时提及“江南甄家”）好，一提甄事。盖真事欲显，假事将尽。（庚辰本第七十一回）

（准备抄检大观园，凤姐唤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小说列举五家陪房后说“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又伏一笔。（庚辰本第七十四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