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材料。

有一阵子，他很犹豫，很忐忑。他几次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两位资深研究员，想请他们能允许他“不写这样的一份材料”，并希望他们能真切地理解。同情他的这个“不写”……但几次话到嘴边，他都没说出口，并把它们一“咬碎”，咽回肚里。他反复问自己：有这个必要跟国务院研发中心的这些资深研究员诉这种苦吗？

他们什么不清楚？什么不知道？一切就看你自己到底想怎么对待这个似乎充满变数、似乎多灾多难、却又似乎让人尚可寄予一线期望的时代……就看你究竟想做什么！

总要改变一点什么吧？！总要付出一点什么吧？！

他努力说服自己。

有时候，他站在自己家那扇油漆已然脱落了的木质窗户前，眺望远近那一片片高矮不等、新旧不等、且又朝向不等的屋顶，望着那些由屋顶和屋顶划分出的小巷，又由小巷和小巷构建成的市民生活领地，望着那些笔直的砖砌烟囱或在风中颤栗着的铁皮烟筒，在烟囱之间低低飞掠过的灰色鸽群……然后他会继续往远处眺望。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那里有几个开掘露天煤矿所形成的大坑。这些坑，口宽少说也有一两千米，深达七八十米，或一百多米。坑壁向下向中间渐渐收缩，成倒圆锥状倾斜，默对苍天。最鼎盛时，火车和载重卡车齐头并进，日夜兼程，从它们袒露着的“腹”中往外运煤。至今在坑壁上还“残留”着一段段铁轨和公路的遗迹。而在常人看起来如此“宏伟”的铁路和公路，跟这些大坑放在一起，就像遗忘在巨人身上的几根生了锈的、变了色的铁制牙签或骨制牙签。这些坑真是巨大无比啊！要知道，这每一个坑都是人工挖出来的。几十万人的劳作。几十年的血汗，一旦骤然冷寂……雨急风狂，又何妨且当做朦胧秋月、几树惊鸦……

他也曾这样感慨过……也的确一直不忍心掉头他去……

已然四十五六岁了的他，和张大康是大学同窗。当时，张大康是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校园里一颗极耀眼的“政治新星”。他则是学生会的一般干部。任何时候看到他，总是低着头，斜挎着一只装满了书的旧帆布书包，急匆匆去，急匆匆来，好像永远行走在借书、还书的路上。需要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也总是默默地对你笑一笑，一副憨厚木纳、少言寡语的样子。但谁都知道，他是张“部长”身边最得力的“高参”，“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椅马千言的刀笔吏”。临毕业前，张大康对他自己和马扬曾有过一段极精辟和到位的分析。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佳的三人组合，如果有一天这三个人真能拧到一块儿，那么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们三人办不到的事。这三人，一个当然就是他张大康，第二人就是马扬，至于那第三位，“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说他了，暂时雪藏。”他说他张大康是凭着一股藏不了堵不死也压抑不住、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地从周身的骨节缝眼儿里往外冒的“活泛劲儿”在吸引和推动周围的人。“……而马扬是用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不动声色地在聚合人，支配人。假如有一天，他要愿意出头露面站到队伍前边去扛大旗，那，比我厉害一百倍……”这是他对马扬的评价。

住宅楼的走廊里光线暗淡。张大康几乎是摸索着往前行走。到处堆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旧床板、草席卷、老式的儿童推车、蜂窝煤堆、破自行车轮等等等等。

所以他不时地碰响了这个，又碰响那个。好不容易找到马扬家门前，为了核实门牌号，他打亮打火机。这时有个挺时髦的女青年袅袅娜娜地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爱“恶作剧”的张大康忙上前，低声地对她说了句什么。女青年疑惑地警觉地瞟了他一眼。他忙向她讨好似的做了个恳求的手势。女青年无奈地笑了笑，走到马扬家门前，敲敲门，叫了声：“马主任在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