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化名脂砚斋？

他的论点是：“脂砚斋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存在，他是与很晚以后才出现的脂本相伴而来的。”他谈到台湾一篇文章中提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雪澄日记粘笺上记有“脂砚堂朱批红楼原稿，其目如‘林黛玉寄养荣国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与现行者不同。闻此稿仅半部，大兴刘宽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担中；后半部重价购之，不可得矣”等语，便又发挥想象，制造出三代脂砚斋说：第一代是刘宽夫所得的“十有八九也是书贾的伪托”的“脂砚堂本”；第二代是其子刘铨福，“他在这个本子上做了手脚”，“他将‘脂砚堂’改为‘脂砚斋’”，“脂砚就是刘铨福自己”；第三代是“在1927年卖给胡适的时候，显然经过了一次重新抄写”的甲戌本。

我现在要来证明那条笺记所记的“脂砚”不是欧阳健所说的什么“最早记录”，脂砚斋也绝非由“脂砚堂”改成的刘铨福，确实感到丧气。这跟要我证明司马迁早在班固之前就已存在有什么两样？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裕瑞是高鹗同时人，其前辈姻亲与曹雪芹还有点关系。他在那本书中说：“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板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裕瑞的话不可能每个字都有事实依据，比如“脂砚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只出于揣测或传闻，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见到抄本上“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却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枣窗闲笔》成书于1814年至1820年，其时，那位所谓改“脂砚堂”为“脂砚斋”而作为自己代号的刘铨福还没有出生呢。这又该怎么说？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

我并不想故意挖苦欧阳健，他确实玩过这种手法，比如刘铨福在甲戌本一条跋语中说：“《红楼梦》纷纷效颦者，无一可取；唯《痴人说梦》一种及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种尚可玩。”这本是十分正确的见解，因为事实上苕溪渔隐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确实大大高出于当时纷纷效颦的流俗辈。我随便引几句二知道人的话，看是否如此：“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你还能举哪一位旧红学家说过如此精辟的话？再如：“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我以为这与运用当今文艺理论而得出的最公允的结论也没有什么两样。再如：“宝玉悬崖撒手，宝玉之梦觉矣，宝玉之情了矣。”“悬崖撒手”四字，我想是欧阳健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是乾隆时的二知道人用它来指宝玉出家，却又偏偏出在欧阳健硬说是很晚很晚才出现的伪造的脂本的脂评中，如说“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第二十一回）“叹不能得见宝玉‘悬崖撒手’文字为恨。丁亥夏，畸笏叟。”（第二十五回）等等。有些对自己立论不利的证据，所以非贬低不可。苕溪渔隐列举小说人物年龄大小前后不一致处（有的是续书中的用编年表的方法，虽然有点多余，但毕竟不是《林黛玉日记》），怎么就用“对小说人物和‘史事’将无作有地予以考订校雠”的罪名，将此书贬得一钱不值，说刘铨福“作伪”是从中得到“启示”呢？原来苕溪渔隐还做了件有碍欧阳健立论的事，他把新刊行的程甲本与“归抄本”作了对照，花了一番“考订校雠”功夫，列举出一些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