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通报批评钱建设，他现在正停职反省呢。这种人，被偷了自行车铃铛也是活该！”

应松茂提醒姜凌：“你这只是推测。”

物证推断案犯是位体弱、矮小的女性，并不一定是位小姑娘；也没有成熟的刑侦理论支持首次犯案不能离家较远。

姜凌的推断看似合理，实则主观性很强。

姜凌没办法告诉大家，她在听到“自行车铃铛”这五个字时，便触发了沈小梅的档案，这说明沈小梅一定与此案有关。

沈小梅说她从六岁开始流浪、乞讨，这与案犯常居毛巾厂不相符；

沈小梅保存的铃铛是小月留下的，因此偷铃铛的小姑娘大概率是小月。

除了小月瘦弱、营养不良、死于肺结核这些信息外，沈小梅曾经说过小月只有妈妈，可是妈妈被坏人害死了，坏人有个很“脏”的铃铛。

如果说破案是一场考试，那姜凌是手执标准答案，然后想办法完善解题过程。

她的心理画像虽然缺乏直接物证，但姜凌知道方向是正确的。她看向应松茂，语气平静：“应队，这是我的直觉。”

两人目光在空中相触。

姜凌眼神清澈，在晚霞明光的映照下透着琥珀光芒。

应松茂在她眼里看到了执着与坚定。

片刻沉默之后，应松茂微微颔首：“好，你继续说。”姜凌的心理画像过程虽然有青涩之处，但不失巧思，不妨多给她一些机会，说不定真能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刑侦道路。

得到应松茂的首肯之后，姜凌在黑板上那“报复”二字上重重画了个圈。

“我之所以说案犯是位小姑娘，一则因为身高145以下、瘦小、体弱这三点符合小姑娘特征，二则因为发夹多为小姑娘佩饰，三则因为十几岁的小姑娘正值心思敏感的时期，遇到一些事情刺激之后，容易采取幼稚的报复手段。”

“刚才讨论时浩然提到，案发时间多在周日晚、周一早上，作案间隔一个月一次，说明这个小姑娘遇到的刺激发生于周日，与钱建设有关，并且一个月一次。”

说到这里，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一肚子话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