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无选择》，张欣娓娓的，毫不惊慌的，写了名叫余惟沉和简俐清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而又在生活里紧紧抱成一团的女孩，刘索拉则乖张地去写了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乖戾的女人自此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做一个作家，躲在小说背后，被读者去尊崇，去猜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与此同时，一批70后作家已经风生水起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遥远的，遥远到我丝毫不知情。这到底是源于什么呢？源于这个城市对这个圈子的疏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是主要的），还是源于我自己的浅陋、无知？总之，真正接触小说创作、发表、圈子里的人和事、某些花边新闻、某些潜规则，等等。这些，已经是2001年了。

2001年冬天之前，我仍然是一个对文学一头雾水的、但年龄已经接近30岁的女人了，无疑这样的年龄用近些年的创作“行情”来看，已经是有些老了。在那年之前，我仍然不敢有自己写小说的念头，当然，很多外因的限制也不得不考虑，比如我一直没有房子，结婚后租住在城乡接合部一间十平方米的厢房里，终日只能围着一张床在有限的空间里转圈，还比如，那时候我尚不知道电脑为何物。那个冬天里的某个晚上，很难回忆出于什么动机，我忽然决定自己来写篇小说试试。那年刚有了新房，设施不全，还没有供暖，我坐在电热毯上，膝盖上放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放了一些纸，开始编（我一直认为初始的那些小说只是在编故事）我的小说处女作，一个土匪和一个少奶奶之间的故事。

自那以后，我又意识到我有编故事的才能，某个编辑告诉我，并非每个作家都具备编故事的才能。这给我信心不小。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了，我进入一种难以表述的郁闷之中：我看不到我在文学创作上还有未来。起步太迟、起点太低、地处偏远、难以适应某些规则、看着别人一夜之间就奇异地大红大紫了，而自己无论好稿子和烂稿子都只有在小刊上发表的份儿，这些都成了我所认定的桎梏，我感觉即使脱下鞋子时刻冲刺，都已经为时太晚。这种状态下的写作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快乐而言。

与此同时，我时刻处在生活的危机之中：我就职于一个体制内单位，那些凭借裙带关系一路扶摇而上的各路人物，一直让我生存在压抑和窘迫之中。很显然，处理人际关系，提防别人的挤对，拼命干那些一无用处的工作，这些事情严重占据了我的空间。有段时间我热切幻想的一件事情是，突然有一笔钱从天而降，它使我此生衣食无忧，我可以从此不必理会上述那些事情，而安心在家里坐着写写小说，发发呆，或者到海边去坐着看看大海。

总的来说，我的写作陷入困顿。这让我发慌，于是我用更拼命的写作来与之抗衡，企图用源源不断的小说来证明，我并没有放弃和失去写作。然而真实的情况是，那些小说毫无价值可言。

这种情况下，似乎必须有一件事情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了，这件事情如期发生了，那就是2005年的冬天我升格成一名准妈妈了。终于可以用诸多借口（担心电脑辐射等）来暂时放弃写作了，我想试试如果就此把它搁下，能不能以后都不再想起，它给我的烦恼和苦闷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要它了。然而事实上我一刻都没有忘记小说，在忍无可忍之下我重新坐到电脑前面，这时我却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妊娠反应已经使我无法写作，任何一点需要动用思维的脑力劳动都使我头痛难忍。我重新陷入了困顿，表现有很多：失眠，易怒，爱哭，甚至我迁怒于未出世的孩子，恨他剥夺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想，这下我更来不及了，我已经太老了。

等我重新恢复写作，时间又过去了很多，已经是2007年了。在写完《树洞》之后我发现，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了，包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