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给出的答案。

但患失忆症后的思维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很难去信任人们对于“如果你陷入失忆症状态……”一类问题的回答。解决办法就是：忽略人们说什么，而去观察人们做什么。比如说，寻找一个正面对着两份工作二选一的销售人员，其中一份工作的待遇是5万美元年薪，另一份工作的待遇是2/3的机会拿6万美元年薪而1/3的机会拿4万美元年薪。他的选择会告诉你他更偏爱哪一种收入分配。而且如果你发现许多销售在类似的情况下都作出了类似的选择，你就有理由作出关于哪个世界更好的推断。

那是一个相当抽象的例子。在现实世界中，政策决策者没有得到可供选择的收入分配列表。他们反而会去设计像税收制度和福利方案一类的东西来间接影响收入分配。在1996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爵士和加拿大血统美籍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获奖的部分原因就是改写了海萨尼的“失忆症原则”以便应用它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政策问题。

我想把“失忆症原则”应用到有轨电车问题上。在版本一中，5个人被捆绑在一条轨道上，而另一个人则被捆绑在另一条轨道上。如果我以某种办法忘记了自己是谁，我至少知道，我在那5个人当中的可能性为我是那倒霉的另一个人的可能性的5倍。因此，如果你不去切换轨道开关的话，我死掉的可能性会增大5倍，因此我希望你去切换它。

善良与邪恶（4）

在版本二中，5个人被捆绑在一条轨道上，而另一个人正受到被推倒在疾驰的有轨电车前牺牲掉的威胁。我失忆症患者，知道我在那5个人当中的可能性为我是那无辜的即将被牺牲掉的人的可能性的5倍。因此，如果你不把那个无辜的人推倒在有轨电车前，我死掉的可能性会增大5倍，因此我希望你把他推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想法的动机是完全利己的，但实际上，它们很可能完全相反。只要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而且只要我是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的概率都相同），我的“利己”代表了每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作出一个道德判断所应该具备的，而且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在道义上我们有责任去切换轨道开关并且把无辜的人牺牲掉的原因。

哲学家与经济学家道德观的区别

现在，如果观众当中的哲学家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话，他们会尽自己所能把我的推理推至极端而让我感到不舒服。比如，哲学家朱迪丝·贾维斯·汤普森（Judith Jarvis Thompson）提出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