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长沙，我认为自己作了个不太完美的收尾。我想过仲瑞阳可能会觉得我逃避、胆小或者自以为是，我想过他会在连续数天的联络无望后失去耐心，我也想过他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但我没想到，这个人会去反想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自己是考虑周全才做的决定。可回头一看，我好像从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考量一些事情。我一味抗拒着「缘分」的字眼和「默契」的联动，其实，却最想当然我把我们之间的「不言自明」想得太无限大。

虽然会失望他并没有百分百理解我的选择，不过，他给的反应同样超出了我的期待。我有点儿欣喜。

尘埃：“不止没有，相反我觉得你做得很不错。”

仲瑞阳：“真的？”

尘埃：“真的，但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仲瑞阳：“你说（机智）。”

尘埃：“这么多天，你为什么没想过给我打电话？”

事实上，似乎除了我丢手机那天，仲瑞阳从没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如果说开始的第一个电话很难，可我也已经给他打过许多次了。我喜欢有事当面聊，其次是电话聊，最后才是网聊。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给他打电话，他很意外。那是他出任务回来没多久，偶然和我表达过他不好意思管着别人，却自己双标地在熬夜与我聊天。所以，第二天我在临近十点时，打电话和他说，让他早点休息。结果，那日刚好他要挑灯夜战学习专业书。接到我的电话，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怎么都要熄灯了，我忙得差点忘了给你发信息。”

我第二次再给他打电话，是赶车去北京机场飞成都途中。因为他迟迟没有购买休假回家的票，还暗示我说他想再来北京转转。所以，我在机场专线上，心慌意乱地拨了电话，催促他赶紧订好票。然后，他听从了。那天，他发信息和我抱怨我，说：卫凌，如果我去北京能够找个女朋友，我爸妈才不会怪我。

我第三次给仲瑞阳打电话是在长沙，包括后面的几次也是。住在宋恋那里，好友叙旧的时间太短，因此，和仲瑞阳的聊天我都用电话解决，比较迅速。

如果回头去看的话，的确是我习惯用电话的方式交流，而且每次都是严肃地公事公办韵味。于是，我更好奇，好奇「电话联系」在仲瑞阳的世界里会怎么说。

他就事论事。

仲瑞阳：“我怕你挂了。”

谁说铁汉不柔情？

回京数日，郝总都没怎么理我。周五下午，他终于召集编辑们开会，算是我们隔了近两周的「正面碰撞」。

会议的内容还是那些

“你们编辑改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版社提出的问题，该改的地方改，不该改的地方就别改。”说这话的时候，郝总的眼睛从我脸上划了过去，又沿着我后面的几位，打量了一圈。

该，不该，这标准属实宽泛。半年的改稿工作，让我常常在自我满足和自我否定里游离。有时，我觉得自己对稿件的把握，和作者很有共鸣，且校对起来特别地游刃有余。可有时，我也会彷徨，看不透稿件想表达什么。但，我们对稿件的择取，又几乎都是分配制的。

我转着笔兀自反省，郝总敲了敲桌，像在提醒一般，说：“你们如果有自己感兴趣稿件类型，可以向周老师或者主任去反馈，我们分稿的时候，尽量往你们擅长的方向去分，这也不是不可以的。”

郝总察言观色，但会议室里死气沉沉，这是一贯有的。平时，偶尔我会跳脱一下，出来活跃气氛。这个多少还是让郝总感觉得到我是个好同志的。可难免有时我也会收敛，比如现在，我就默默不语地坐在一旁，聆听老大的谆谆教诲。

“编辑部是咱们公司里我最重视的部门，作为部门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