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只能入睡两小时，我很快撑不住了，我没办法找别人，只能找杨佳林。然而，当她问我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还是难以启齿。

我和李石祺的事情，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开诚布公地聊过，但其实我猜她都知道。因为后来我去参加她的毕业晚餐，她喝得很醉，看见李石祺给我发消息说让司机来接我的时候突然抱着我大哭，说对不起，她也没钱，她帮不到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我。佳林，哎，佳林……

当时她问我真的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了吗？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她没有逼问，转而推荐我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去了校医院，那里的医生看起来像是个会觉得同性恋该死却还要为了工作保持体面的中年男人，我无法相信他，所以我依旧没说我的遭遇，只是收下了他开的治疗抑郁症的药方。

药物成功缓解失眠，却没有治愈我的身体，在夏秋交替的九月末，我发烧了。

和高烧一起击垮我的还有我曾经有过一段暧昧的那个男生的恋爱近况。

我至今都记得那个下午，我躺在宿舍床上，那是个闷热的阴天，我烧得神智不清，身上直冒冷汗。难得恢复精神的间隙里，我打开朋友圈想转移一下注意力，就看见他和他的男朋友在冰岛旅游，他在文案里写那是他们三个月纪念日，可是距离他出国也才半年不到的时间而已。

发烧太难受了，连眼皮都在发热。我把手指覆盖在眼睛上，然后就开始掉眼泪。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最委屈的事情竟然是他都没有发过关于我的朋友圈。现在想起来真好笑，其实我平时不是会在意那种事情的人，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防御机制吧。在所有在意的事情里面，身体会挑选一件最不值得在意的事情来发泄，要不然真的崩溃了怎么办呢？

实际我最难受的是，那一刹那我真觉得所有人都抛弃我了，我很孤独地又很努力地活了二十年还是一无所有，而且我根本看不见什么时候才会苦尽甘来。

当天晚上我被送进医院输液，被迷糊地到处转移，只知道最后进了病房，就在嘈杂声里睡着了。我沉沉地睡了一觉，醒来时看见李石祺坐在我的床边。我所在的病房从原先的多人间变成了单人，我是什么时候被送过来的，我竟然一点意识也没有。

他看见我醒了，伸出手来探了探我的额头，他的手依旧很冰，然后他问我难受吗？我点点头。他说，跟他回家好吗？病房里病菌多，去洗手间也不方便，他请私人医生来家里给我看病。刚醒来时鼻子会有一段难得的通畅的时间，我闻到很浓的消毒水味，我不喜欢，总之我没摇头。他为我办理出院手续，开了药，带我上了车。

我是戴着口罩上车的。上车后没多久，他伸手把我的口罩摘了，说闷着难受。我说这样会传染，他说没关系。然后他朝我靠近了一个座位，让我倚靠在他身上。透过后视镜，我看见一向目不斜视的司机看了我一眼。

我还在发烧，骨头阵阵刺痛，一点力气也没有，不知道这没完没了的症状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于是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多电影和小说里都讲过，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回到家就好了。这感觉很微妙，有种不切实际的存在于理念中的幸福，我好像真的有了一个家。

直到后来，我迟钝地发觉原来在给予我这些幸福之前，也正是李石祺构成了我痛苦的根本来源；我看了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听了一些课，也才知道那天发烧时我对他的依赖被称作“斯德哥尔摩”。

但在那时我已经戴上他给我的戒指，成为他的家人。在其他人的眼里，我们是相爱多年、感情稳定的情侣。

与此同时，我自己也越来越沉迷于拥有一个家的感觉。在学校和舞团以外，我还有地方可去。那是我随时都可以去的，是可以“回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