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好多天了。

为了避免被发现我在开小差，我很快地说道：“那确实是非常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一个远在加拿大温哥华旅游的教授除非能瞬间移动，否则她根本不可能会成为凶手。

这个局面是我始料未及的。

可是我还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你们是从教授的社交媒体软件发现对方在温哥华的，还是发送信号的IP是在加拿大？”

雪林福特解释道：“我们聊天是因用视频聊天，她的背景是在酒店里面。她虽然她并没有给我们看加拿大的风景，但是她给了航班的电子票。我们这边也和航空公司以及机场核实过，她确实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下榻的地址也是她背景给的酒店环境。”

“这要造假就太难了。”

他最后补充一句。

就算买了机票不去搭乘飞机，机场也会有出入境记录。而这记录通常都是由机场内部配备国家机关人员负责的。一个数学教授有怎么样的力量能让政府都为她做假证？

这确实太难了。

不过，「难」不代表「不可能」。

试着回忆一下，麦考夫在艾琳事件中，曾提过他们与美国合作的考文垂计划。在那里面，他们为了粉碎恐怖组织的空袭计划，用尸体将整架飞机的乘客都给替换了。这个操作过程肯定是有一个电脑软件，能可以把所有公民的信息给修改了，包括身份方面的护照信息，并且改得毫无声息，滴水不漏。

改上百个人都如此轻而易举。

如果改人群中的一个人呢？

换个例子，有谁能注意到一百万粒米中有一粒米消失不见了？

当然，我本人也没有证据。

于是，我又问道：“还有其他嫌疑对象吗？”

雪林福特就像是等着我发话似的，下一秒就抛出了一个名字，“莫里亚蒂教授。”

这道声音一落下，整个屋内的空气仿佛变得紧张而沉重，连同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似乎变得格外清晰。外面的天光透过窗户洒在房间的角落，形成深深浓影，令人感到一阵莫名的压迫。此刻，窗帘微微摇曳，像是暗示着房间中隐藏着某种未知的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