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佳，你过年有没有空？”他拿着纸巾擦脸，“来我家吃年夜饭好吗？”

“年夜饭？”黎佳站在洗碗池边，把塑料袋里的豆角全倒进菜篓子。

“我不知道……”她一说不知道，这才想起除夕夜就是下个礼拜的事了。

“我们银行过年要加班的，年夜饭也吃不成。”她老实回答。

“哦……”他擦完脸，纸巾还捏在手里，立在厨房门口晃来晃去，挠挠头，可很快又高兴起来了，像晶莹剔透的黑葡萄一样的圆眼睛又星光闪闪地低头望着她，笑着露出一口白牙，“那就再说吧！”

“好。”黎佳回头也对他笑。

不过事实是黎佳过年被安排了休息，用王行长的话说，外地户籍的员工享有优先过年回家权，但她享有的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

即便到了今天，她还在受着他的庇护，尽管他完全没这个意思，不过是出面帮了她一回，她失去的尊严和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特权就全回来了。

别人对她的好，和善意，总是很容易来又很容易去。

小时候很多不认识的叔叔阿姨送她生日礼物，她坐在床上拆得手都酸了也拆不完，然后爷爷走了，再然后爸爸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再也没有陌生的礼物，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办法跟妈妈开口要生日礼物，因为她知道自己微不足道的的小愿望不是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的必需品。

她恍然发觉如今她的境遇也是一样，她是顾太太，她穿了 Chanel，身边就都是好人和笑脸，而当她背着帆布包，拖着买菜车，就连卖菜的贩子都只会隔着老远把菜扔到她跟前，磕着瓜子追着剧，让她自己装袋，报出的菜价也是人家的几倍。

关于别人的一切都太廉价了。

她几乎卖了她所有的包，没拆封的高级化妆品和香水也挂闲鱼了，她再也没化过妆，没喷过香水。

她还是会看到他，开会的时候，她坐最后一排，“沐浴”着周围人好奇、暧昧或鄙夷的目光，看他穿着灰色的行服西装在演讲台上发言，或听别人发言。

会议场射灯的昏黄光线照在他脸上，深邃的眼廓里看不清眼神，嘴唇紧绷，连鼻梁投射在脸颊的阴影都是笔挺的直线。

他的面无表情在这种场合就很合时宜了，用另一句话形容更贴切：喜怒不形于色。

他们怕的，尊敬的，从来不是她，是他。

她坐在下面看他，太远了，他瘦了，深陷的轮廓盛满阴影，那一双永远淡漠的眼睛隐藏其间。

他的眼睛一次都没有因她而大放异彩，连在情欲翻涌的夜晚，他的眼里也只有侵略的，审视的，歇斯底里的光。

他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她。

她想，他一定很后悔，他早就该把她这一篇翻过去的，六年前就该翻，错误永远都是错误。

她收回目光，他说他的，她就写她的，拿一个小本子奋笔疾书，把一闪而过的“白光”捕捉在笔尖，她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写作上，几千块钱的稿费对她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收入，这可比听他用一成不变的语气絮叨重要多了。

会议结束后她第一个离开，趁着夜色溜回去接着写，写完了大多要深夜了。

可令她绝望的是，她写不出爱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