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你们三个去，能行么？”

“捐钱还能比赚钱难啊？”苗玉兰白她一眼说，“有啥不行的？”

项小羽听了爹娘的话，留守在家里，不过等他们出门以后，还是给亚委会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

通知对方，即将有一对农村夫妻去为亚运会捐款十万块，人已经在路上了，如果需要举办什么仪式，可以提前做准备。

刚放下听筒，思忖片刻后，她又给台里打了电话。

现在正是发动全社会为亚运捐款的关键时期，很需要树立一批典型代表，来激发大家的捐款热情。

反正她已经把消息透露出去了，具体要不要用这个线索，还得看台里的安排。

于是，等项家三口人辗转来到亚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小型的捐赠仪式。

其他企业来捐款，带来的都是支票。

而轮到了苗玉兰海鲜食品加工厂时，从口袋里倒出来的全是成捆的钞票。

从南湾到北京，这些钱被项英雄死死抱了一路，连睡觉时都没敢撒开手。

此时，桌子上垒着一百沓大团结，其视觉冲击是薄薄一张支票不能比的。

蹲点记者在接到电话通知后，便一直守在亚委会的办公室里，等待这对农村夫妻的到来。

此时，看着捐款顺利交接，她赶紧跑上前对这家农村个体户进行了采访。

“大妈，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会下决心为亚运会捐出这么多钱呢？”

苗玉兰坐在座位上，红光满面地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是海浦地区南湾县团结乡瑶水村的一户普通农民，我叫苗玉兰，我家老头子叫项英雄！在我们来北京办事的途中，听说国家办亚运会缺钱，需要全国人民积极捐款。我们觉得自己家的事情是小事，国家要办的是大事，所以，我们一家人就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我们从老家带来的十万块钱拿出来捐给国家办亚运会！”

“大妈，你们千里迢迢跑来北京，是办什么事的？捐出这十万块会对你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嘛？”

女记者问得比较小心。

这年头农民进北京，要么是打工的，要么是求医的。记者觉得他们是带着钱来北京求医的，但是款项金额又实在巨大，不像是普通农民能拿得出手的。

“呵呵，来北京办事真是说来话长。”苗玉兰打算让她家老头子也露露脸，用胳膊肘捅捅老伴，让他接着说。

项英雄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这次带着十万块钱来北京，是为了我们家的工厂而来的！”

“大爷，你们还有自己的工厂呢？”记者更好奇了，“你们的工厂是生产什么的？”

“生产海鲜食品的。工厂以我老伴的名字命名，叫苗玉兰海鲜食品加工厂，厂址就在我们村里。我们瑶水村是临海的渔村，祖祖辈辈都以打渔为生。十年前，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我们村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也跟着飞速发展了起来。”

“对，我们瑶水村已经是地区级文明村了！”苗玉兰骄傲地补充。

项英雄继续道：“因为有丰富的水产资源，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会做海鲜食品。当时国家鼓励发展农村副业，我们就办了一个海鲜食品加工作坊。我从生产队承包了一艘机帆船，后来又自己买了三艘渔船，负责出海打渔，给加工作坊提供原料。我老伴会手艺，就带着儿媳妇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做烤鱼片和各种海鲜零食。”

“我们这家工厂已经建厂八年了！是海浦地区最早一批生产海鲜食品的个体工厂，目前有员工八十来人，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是我们乡的利税大户！因为厂子就建在海边，所以我们厂的原料十分新鲜，当天的海鱼打上来，可以直接送到厂里加工。口味和品质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