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实际上，这种宽容对待刑徒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改变这些人的做派，也丝毫没有让犯罪违例之事有所减少。甚至还有人专门赶在平均一年就有一次的大赦之前犯案。

要不是因为黄巾之乱中的俘虏被充作戍边，度辽将军营与护乌桓校尉营中可能都没有几个刑徒。

这种宽宥的法令制度，做出改变的时间宜早不宜迟。

写下了《四民月令》的崔寔，在他的另一本更出名的著作《政论》中提到：夫兵革国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罚，敢有巧诈辄行之辈，罪勿以赦赎除，则吏敬其职，工慎其业。1

这句话也成为了乔琰用来引用的说辞。

故而在她上表之中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赦，权时之宜，非常典也。”2

大赦是权宜之计，赎死也同样是权宜之计。

天子刚登基的大赦天下也就罢了，但在随后的数年中她并不建议再出现此事。

虽不能叫做严刑峻法，但越是动乱之年也越需要框定规矩。

将《刑名》一则提前，并对刑罚做出对应的标准划定，正是乔琰赶在农耕忙碌之前提出的诉求。

刘虞的贤德之名，必定会让相应的律法推行，只要没有超过一个度，就要相对来说容易得多。

起码要比乔琰自己提出此法的推行容易。

至于度是什么？

在乔琰给刘虞的奏表中写道，文景时期所提出的废除肉刑，当年如此，今时也如此，此为绝不能倒退回去的东西，肉刑的耻辱性特质，实为旧日陋习。

那何为这新明确的五刑？

便是将罪行按照轻重，划分为笞、杖、徒、流、死五条。3

之所以取五这个数目，乃是因为昔年汉章帝在位时期，班固在《白虎通》中写道，刑法以五为数，正对应了五行，虽然在汉律中没有明确的五刑之名，但现在可以有了。

不过在对罪行的具体框定中，可以应对当今时局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不必过分从严。4

至于在细则上的划定，可以令专擅此道的贤才进行制定。

这封奏表详细到了明确的五刑划分也就算了，连实行此事的人才都已在其中做出了推荐。

这让接到这封奏表的刘虞很难不怀疑，乔琰是不是还只是在并州做州牧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件事了。

不过这个时候问这种问题显然没什么意义。

刘虞听着乔琰已说到了推荐执行此细则框定的人。

崔寔的侄子崔钧。

陈纪的儿子陈群。

荀爽的侄子荀悦。

前两人都已身在长安，唯独第三者尚在隐居状态。

但她与荀攸和荀彧都打听过此人，此二人都对他推崇备至，且提到他对刑法与时弊都自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人正适合参与到此事之中。

乔琰又道：“不行大赦，严禁赎死赎罪，并非要以峻法治世。若能让三州之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便无所谓大赦之说。民若能安泰度日，吃饱穿暖，何必冒死触犯刑律。”

“故而法令细则推陈出新的同时，关中的民生治理也需跟上脚步。距离春耕尚有三月，正是分发良种，教导耕作，发展民生之时。两项并进，就并非仓促决断的取祸之道。”

这项农耕推进的任务，执行者依然是程昱、国渊和田畴。

程昱可能都没想到，在他还没能将乔琰推上她所希冀达到的那个位置之前，他就已经先位列九卿了。

但这也确实不是想不到的情况。在这负责长安农事的三人中，属程昱在处理政务上的经验最多，也属他的年龄最长。

刘虞也显然有些避嫌的想法，故而在幽州时候就跟随于他的从事，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