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嘉正登门拜访而来，便听到了刘扬忽然发出的一声质问：“她何敢如此放肆！”

“为何说这是放肆呢？”淳于嘉当即接话道：“她分明很聪明。”

刘扬循声朝着淳于嘉看去，不解地问道：“您为何还如此夸赞于她？”

淳于嘉摇了摇头，“我不是在夸赞于她，而是在说一个事实。这本昌言，看看后头的言论你便知道了，并不是她在被激怒后做出的鱼死网破之举，而是一出颇有条理的逐一辩驳。”

还真像是乔琰所猜测的那样，淳于嘉等人在拿到这本《昌言》的第一时间便觉得，这是乔琰借助于仲长统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别管这到底是仲长统的话还是乔琰的话，这的确是一出对于流言有条理至极的辩驳。

顺应着那帝王之位多有假传天命之嫌，随后所说便是那大汉“圣主”的真正得名由来，而后便引发了那关于“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断。

“这话聪明就聪明在从上位者转向了民众，”淳于嘉叹了口气，说道：“殿下您想想，固然对这本书能达成通读的人大多处在上流，拿到这本书的人中最大的群体又是谁呢？”

刘扬没有做出回复，可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是被那《急就篇》和《诗经》连带着乐平月报完成了启蒙的广大民众。

他已顺着淳于嘉的话往下看了下去。

便见那随后的“天道为末”陈说里，诚然是切合着民众的习惯而写的。

何为人事为本？先从“寿考之方”上陈说好了。

对这些生活在灾病之中的民众来说，几乎没有人不想要让自己活得更久。

可就像当年戏志才刚遇到仲长统的时候，在他的纸稿上所写

“且夫堀地九仭以取水，凿山百歩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3

违背农业种植的时节，不遵从人理，反而向那些并不吉祥的东西谋求福祉，向愚昧的人寻求信托，那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要想身体安泰，事业顺利，便该当调和元气，清净思虑，节制饮食，嗜欲适度。

倘若真的不幸出现了疾病，也绝不能去朝着昔年黄巾贼子那一类人寻求符水为饮，而该当去这早已建立在各地的医署求医问药，同时端正仪表举止，乐好道德，施行仁义，处身正直，这才是所谓的“吉祥之术”。

而这些东西并没有任何一件是由所谓的“天象”来决定的，完全依托于人的决策和执行。

那么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因为某种天象天命之说而惶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