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儒通过内线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的佛郎机制造技术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汪珐正是利用杨三、戴明等人研制的佛郎机铳打败了葡萄牙人，达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除在东南沿海地区仿制装备佛郎机外，北部沿边地区也大量仿制装备佛郎机汪珐是最早呼吁以佛郎机为沿边守备主兵器的明代军事家。

嘉靖九年，汪上言，国家于沿边地区各设重镇，驻扎重兵，又设墩台城堡，为了望之所，其为守御之计，似无不周。然每当蒙古内犯，镇兵终难抵御，此何故也？盖墩台初无遏截之兵，徒为嘹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备，所执兵器不能及远，所以往往覆败。为令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如二十助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肋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钪，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棋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16]~7，嘉靖几年九月辛卯 兵部尚书李承勋积极支持汪铉提议。在嘉靖皇帝和兵部推动下，佛郎机很快成为九边御敌之第一号兵器，促成了沿边主装兵器的实质性变化。其二，基于对葡萄牙游离于朝贡体制之外但又必须发展中葡贸易关系之既有认识，明人在处理中葡关系时，开始有意绕开朝贡体制，寻求一种以经贸关系为主要内容、以和平务实为虽终目的外交新模式。

1554年，葡萄牙特许到东方的船长苏萨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接洽商谈，终于得到他们允许，葡萄牙与中国开始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朝贡贸易关系的新型贸易关系。这种中葡之间寻求确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传统朝贡关系明显不同，可以看作是明朝自身对于自己一贯奉行的朝贡外交模式的局部修正。此一修正虽然力度不大，范围也极狭窄，但它却是中国由古代外交模式向近代外交模式进行艰难转折的开始，此后之明清王朝虽然仍旧坚守朝贡外交模式，但在处理中欧国家关系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模式。

张燮称这种模式“马非马，驴非驴”，可见其与传统外交模式的另类与区别。不可否认，明人佛郎机观尚有诸多不足与模糊之处。其不足主要表现为认识还比较肤浅，尚停留在以感性认识为主的认识阶段。

明人只是认识了佛郎机的一些表象或外在的某些方面，关于佛郎机内在的一些方面，如葡萄牙的社会政治制度，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崛起，新航路开辟后由葡萄牙对外殖民所昭示的世界历史大势等等都还没有形成认识。

模糊之处主要表现为对佛郎机名称还存在混淆，如混满刺加为佛郎机，混干丝腊为佛郎机，甚至混吕宋为佛郎机，导致明人佛郎机认识中掺杂有满剌加认识、干丝腊认识甚至是吕宋认识，给后人的判断分析带来一定难度。

明人佛郎机观上述缺陷之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明人没有亲临其境，进行零距离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关于佛郎机的第一手资料，只能以东来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为媒介间接认识佛郎机，得到的认识就片面肤浅，难以深入。

其次，明人没有掌握佛郎机语言文字，不能自主获得有关佛郎机的文字信息，使自己在对葡认识方面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上述两个方面导致明人无法获得足够多的佛郎机信息。信息量不足是明人佛郎机观难以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再次，就主观态度而言，明人对佛郎机轻视有余，重视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仰慕天朝声教、贪图朝贡厚利的海外小邦，与朝贡体制下的撮尔藩属等量齐观，缺乏对其进行深入认识的主观动力，从而限制着认识的实质性深入。

明人佛郎机观的上述缺陷表明，明人在域外认识方面尚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某些束缚，尚不能有效应对新航路开辟后全球化起步阶段来自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