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中对蜀汉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很多文章都有分析，这里不多赘述。诸葛亮为何坐镇汉中，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四川这个地方，与外界联络不易，特别容易造成一种偏安的心态。少不入川，老不出川，把断剑阁修栈道，蜀中别有一乾坤，历朝历代的蜀中势力很少有打出去的愿望，大多觉得只要把关隘一守，安安全全过日子就够了。不止君主会有这种心态，治下军民也会有这样的心态，长此以往，整个国家都会陷入不思进取的怠惰状态用现在的话说，整个国家都变宅了。从公孙述开始，蜀中割据从来不过两代，盖此毒害。

诸葛亮自然也意识到这样的弊端。汉中的位置靠北突前，与曹魏只隔一个秦岭，不存在偏安可能。他亲自坐镇汉中，就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益州和汉中是一体，时刻要防备曹魏帝国主义的阴谋，再加上兴复汉室的大旗一竖，可以从心理上杜绝偏安怠惰的心态，时刻保持着紧张感。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两代领导人虽然还秉持基本国策，但进取态度明显不足。蒋琬本来还留在汉中，后来把办公室搬到了涪城（绵阳），费祎也是一样，后来长驻汉寿（广元），全都在益州境内，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兴起。虽然后来姜维强行北伐，但整个国家心理上的怠惰已积重难返，这种政治合力导致姜维不得不避祸沓中屯田，连汉中都不敢留。

可见蜀中因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偏安力量，是多么强大。

汉中市本名南郑，是整个汉中盆地的治所。南郑这个名字，最早是因为郑国的一部分居民逃避战乱，南逃至此立城，郑人南逃，简称南郑。古南郑城，就在如今的汉台区。汉中南边还有一个南郑县，是后来起的名字，稍不留意就会搞混。

南郑当年虽然是名义上的汉中治所，不过在诸葛亮北伐时期一直没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它的位置其实选得很好，在汉中正中，汉水北岸。西边不远就是沔阳和阳平关，北边正对褒斜道，东边城固和洋县可以顺流而下，南边距米仓道的巴山入口二十公里不到。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撤退到蜀中。唯一的问题是，这样防守有余，而进取不足。

前面说了，诸葛亮要摆出的是进取的姿态，所以他选择了沔阳（今勉县）作为办公地点。我们谈到诸葛亮在汉中时，一般说得都是诸葛亮在勉县，而不是南郑。这个具体到了勉县咱们再说。

汉中市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不过这算是我们从成都出发之后，抵达的第一个大城市。我们四个可笑的城里人，望着繁华的街道眼泪汪汪，恍然回到北京一般。

汉中市内一定要去的，是古汉台博物馆。汉台和日语Hentai没关系，是刘邦封汉王时住的府邸旧址。当然，原来的建筑早就不在了，现在是明清时代重修的，本来是衙门所在，现在改造成了一座博物馆。雕栏朱柱，青瓦黄楹，美则美矣，毕竟韵味差了点，追不回三国古风。哪怕是桂荫堂外有的一株皂角古树，也只有四百年之久。不过这也不怪他们，我们这一路考察，真正属于三国时代的建筑几乎没有，大多是明清所建。时光的流蚀，不是人力可以挽留，可发一叹。

汉台博物馆有两处可看。一处是褒斜古栈道沙盘，把秦岭四道、巴山三道脉络标记得一目了然，一望便知蜀道艰辛，胜过一万句言语描述。

还有一处是石门摩崖石刻汉魏十三品。这是汉魏之间文人墨客在褒河石门两侧摩崖的题词记录。后来石门修水库，这些石刻就被抢救性剥凿下来，移至博物馆内。其中最有名的，要属东汉《石门颂》，这是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开凿石门的功绩所留，六百多字，汉隶精品。初版《辞海》封面的辞海二字，就是从这里摘录的。

对我来说，其实另外一块石刻更有吸引力，那就是曹操的真迹“衮雪”。据说